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就是合同本身，有效的合同一经解除，整个合同下的一切权利义务都将不复存在。
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如果合同解除的标的就是合同本身，那么在合同生效至合同解除这段时间的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将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继续性合同中，如租赁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恢复到原始状态。因为租赁事实已经发生了，承租人已经切切实实地占用使用了租赁物，断无时光倒流使租赁物恢复到未被承租人使用的状态。所以现在我国理论界普遍将继续性合同和非继续性合同区别对待，认为继续性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不需要恢复至原始状态。故我国理论界已经摒除了任何合同解除都将恢复到原始状态这一观点。
合同解除仅仅是对原始性权利义务的解除，而非对救济性权利义务的解除。所谓原始性的权利义务就是双方在合同生效后，互付的给付义务及请求对方给付的权利。而救济性权利是指，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另一方得行使相应的救济。英国法有类似的规定，在英国法中，合同的义务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一性义务，另一类是第二性义务。第一性义务是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而第二性义务则是因为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义务。行使解除权免除了双方在原合同中的第一性义务，同时，通过替换，使违约方负担次级义务即第二性义务，对守约方做出赔偿。 可见英国法的这种义务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合同义务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关于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显然是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原始性义务从而给另一方当事人带来的救济性权利，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权利不因合同的解除而灭失。
我国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98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可见我国通过立法认可了，合同解除的标的并非是合同本身，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独立存在的解决争议的条款以及结算和清理条款仍然是有效力的。我们可以把违约金条款也理解为合同中独立存在的解决争议的条款或者结算和清理条款，违约金和合同解除是可以同时适用的。
解除以有效合同为标的
中国合同法设置解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合同有效成立之后，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如果再让合同继续发生法律效力，约束当事人双方，不但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害无益，有时还会有碍于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只有允许有关当事人解除合同，或者赋予法院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权力，才会使局面改观。
必须具备解除的条件
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这是中国法律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只是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合同继续存在已失去积极意义，将造成不适当的结果，才允许解除合同。这不仅是解除制度存在的依据，也表明合同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责任。中国法律对合同解除的条件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对合同解除的允许与限制。
《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适用一切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一般法定解除条件。该法第148条和第219条规定了仅仅适用于特别合同(如买卖、租赁诸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合同法使解除的条件更科学，如已承认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为一般的法定解除条件，已全面承认约定解除等。
原则上必须有解除行为
解除的条件不过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中国法律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合同并不必然解除，欲使它解除，一般还需要有解除行为。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是解除行为的主体。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对于合同的解除有时会起重要作用，但是该行政命令并不是解除行为，仅有行政命令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只有行政命令被当事人接受时，才会发生解除的效果。这也正说明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不过，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的解除则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裁决的，不需要解除行为。解除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一是解除权人一方发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使合同关系消灭
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消灭，但其消灭是溯及既往，还是仅向将来发生，各国的立法不尽相同。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即溯及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发生与合同从未订立相同的后果，承认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另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解除时消灭，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不承认解除有溯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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