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周某是有偿代驾司机，在代驾过程中，其驾驶的车辆与行人李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某死亡。事故发生后，被代驾人陈某立即报警及拨打急救电话，并积极保护事故现场、等待救援与事故处理，而代驾人周某偷偷逃离事故现场。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周某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李某承担次要责任。
案涉车辆在人保沙坪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内。原告张某起诉要求人保沙坪坝公司、陈某、周某等被告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周某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应认定为逃逸，周某的逃逸行为符合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约定的事由。
一审判决：李某因事故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人保沙坪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商业三者险部分人保沙坪坝公司不予赔付。
张某等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周某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但陈某一直在事故现场等待救援与事故处理，周某系代驾司机，陈某对案涉车辆持续享有实际控制权，保险合同约定的关于逃逸的免责事由不适用本案。
二审遂予改判：人保沙坪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承保范围内予以赔付。
【案件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有偿代驾中发生交通事故，被代驾人依法采取措施、履行法定救助义务，而代驾人逃逸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是否可以拒赔?对此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代驾人的逃逸行为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被代驾人依法采取措施并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且代驾人的逃逸行为并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实质认定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应予赔付。
通过生效裁判可知，法院采用的是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被代驾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并未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之后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保护现场和救助伤员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法律禁止交通肇事逃逸。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代驾人依法采取措施，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并未造成“交通事故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的后果，代驾司机私自离开事故现场之行为，亦未对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造成进一步影响，代驾司机的肇事逃逸行为并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实质认定。
二、商业三者险关于“免责事由”的约定应符合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订立保险合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保险法第11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格式条款的约定上，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在代驾法律关系中，实际驾驶车辆的代驾人与机动车投保人并非同一主体，此时机动车并未因代驾行为而发生占有转移，其仍由被代驾人实际占有和控制，因此被代驾人基于投保商业三者险所产生的合理期待并未发生变化。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理解，既要考虑保险人的合理诉求，也应符合合理期待原则，避免免除的保险责任使投保人的合理期待落空。
保险公司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引入保险合同约定应符合立法的本意，能否作为商业三者险的免责事由，应结合商业险的立法目的与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进行实质评判。本案中代驾人逃逸而被代驾人履行了法定救助义务，若机械适用免责条款，会使投保人的合理期待落空，并不符合公平原则。
三、以代驾人的个人行为作为保险免责事由，会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
本案中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约定，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商业三者险不负责赔偿。
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代驾人依法采取了措施，积极救援受害人并及时报警。代驾人私自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后果不能及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代驾法律关系中，代驾人与被代驾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依附、从属或管理关系，如要求被代驾人对代驾司机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被代驾人科以的合同义务过重，实则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
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本案若机械适用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实则会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
综上所述，虽然周某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但陈某一直在事故现场等待救援与事故处理，周某系代驾司机，陈某对案涉车辆持续享有实际控制权，保险合同约定的关于逃逸的免责事由不适用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