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王某丽与刘某华结婚。婚后，王某丽发现丈夫刘某华与其前女友关系暧昧，交往频繁，但刘某华声称俩人属正常交往。在此情形下，2009年5月王某丽与刘某华签订夫妻忠诚协议，约定刘某华应忠诚于婚姻，如出现婚外情等情况，刘某华应赔偿王某丽30万元或放弃等值的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6月，王某丽在掌握刘某华出现婚外情证据的前提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并支持夫妻忠诚协议的约定内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该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无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限制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有限制离婚自由之嫌。此外，夫妻忠诚协议属于身份协议，不为合同法所调整;
第二种意见是有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是对婚姻法第四条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化;
第三种意见是无强制力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本身并不违法，但若一方不履行，司法也不能介入强制履行，应由道德规范来调整。
我们在这里更倾向于认同第二种意见，即认为本案的夫妻忠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得到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不忠事项及其法律后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是有明确规定的，但只规定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不忠事项，且未对具体的法律后果如赔偿金额等作进一步规定。我们在这里认为，对除了重婚、同居外的其他不忠事项以及不忠行为的具体法律后果，夫妻双方有意思自治之合法性与正当性。
过多纠缠于婚姻法第四条究竟是属法定义务还是道德义务并无意义，因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不忠事项加以制裁，便说明夫妻相互忠实就是一项法定义务，否则该条规定就缺乏法理基础。至于说夫妻忠诚协议限制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更是站不住脚，因为，夫妻忠诚协议主要是针对婚外情等背离婚姻的不忠行为进行规制，我们认为这并不属于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如果是在要说有的话，难道要说是对发生“婚外情”自由的限制吗?显然这不是正确答案。此外，夫妻忠与不忠并非归属身份范畴，而是夫妻身份关系下的具体事务安排。身份协议是为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而达成的基础性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如行政登记)形成或解除身份关系。如离婚协议属解除夫妻关系的身份协议，但要解除夫妻身份关系，仍须经过离婚登记。所以，夫妻忠诚协议不是身份协议，因为其并不为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而提供前提。
据此，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对重婚、同居等不忠事项的具体法律后果，以及除重婚、同居外的不忠事项作出明确规定，但也未禁止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故可推定对于不忠事项及其具体法律后果，诸如不忠事由、承担责任的方式及数额等，可由夫妻双方自行约定。该约定只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便具有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