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53岁，因“经量增多、经期延长6月，阴道流血8天”于2017年4月24日入某县人民医院，查体：见子宫增大如孕3+月大小，质硬，形状欠规则，以宫前壁增大为主，表面光滑，边界清楚，活动可，无压痛。5月2日B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附件区未见明显异常，宫颈涂片未见皮内病变/恶性细胞。诊断：1、经量增多原因：子宫肌瘤、2、失血性贫血。5月4日行子宫次切除术，5月5日病理检查为子宫平滑肌瘤、子宫内膜萎缩，5月8日出院。出院诊断：多发性子宫肌瘤、失血性贫血（中度）、继发性高血压1级极高危组
7月20日因腹胀到该县医院院复查，B超检查显示盆腔回声极紊乱、盆腔积液。7月25日以“腹胀、腹痛10+天”入住该县医院，诊断：1、不完全性肠梗阻、2、腹腔积水、3、胆囊结石、4、子宫次切除术后、5右肾积水。
虽经积极治疗，但病情进行性加重，8月5日转贵州省人民医院治疗。胸部CT检查显示：双肺多发转移瘤、双肺感染、双侧胸腔积液；腹部CT检查显示：腹膜程不规则结节、肿块状增厚改变、考虑恶性肿瘤，右侧附件区占位，腹腔、盆腔积液，双侧髂骨密度增高影；B超检查显示：盆腹腔多个实性占位、腹水、残留宫颈。
8月9日家属携该县人民医院的病理组织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诊。病理会诊报告诊断意见：（肌瘤）镜下：瘤细胞梭形，呈束状或梁状排列，细胞有异型性，细胞两头钝圆，胞浆丰富、红染，核分裂象易见（5个/HPF），肿瘤部分坏死，病变诊断为平滑肌肉瘤；另见平滑肌瘤；萎缩性宫内膜。腹腔肿物穿刺病理检查及免疫组化都证明是平滑肌肉瘤。医生说已经丧失手术、放疗、化疗的机会，建议转回当地医院安慰治疗。遂转回当地医院治疗，最后因肿瘤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纠纷发生后，家属理智地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委托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医疗过错鉴定，鉴定该县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若有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
该中心的分析认为，子宫肉瘤是一组起源于子宫平滑肌组织、子宫间质、子宫内组织或子宫外组织的恶性肿瘤，占子宫恶性肿瘤的2%-5%，主要临床表现有阴道异常流血、腹部包块、腹痛、阴道分泌物增多，治疗仍以手术为主，可采取单纯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该县医院子宫肌瘤、子宫内膜萎缩诊断明确。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对该县医院的原切片会诊发现子宫平滑肌肉瘤，该县医院对此属于漏诊，导致手术方式错误。术中对肿瘤细胞扩散保护不力及后续治疗方法错误，造成肿瘤细胞短时间内扩散。同时，子宫平滑肌肉瘤发病率低，术前诊断困难，诊断性宫刮也难确诊，主要依靠术中冰冻及术后组织学切片确诊。该县人民医院属于基层医院，设备及技术条件不足，不具备冰冻条件，术后病理学观察能力也存在不足，也是导致漏诊的客观因素。
鉴定结论为，该县医院的过错导致患者丧失生存的机会，过错参与度为20-30%。
一场医患纠纷中，没有真正的胜诉与败诉。也许，患方胜诉得到一定经济补偿，但身体遭受损害或永远失去亲人。然而，医方也常认为“我们如此辛苦，最终还要赔钱”，心理极为不平衡。所以，只有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才能减少医疗损害，达到医患双方共赢的目的。
为何漏诊？
首先，临床医生没有认真作鉴别诊断。患者病史较短，短短6个月时间内子宫增大到如孕3+月大小，且边界不清、失血性贫血，应当考虑恶性肿瘤可能，与恶性肿瘤相鉴别，进一步完善腹部CT、诊断性宫刮等检查。但病历证明，没有相应鉴别诊断，更没有完善相关检查；只是与急性阑尾炎、胰头癌相鉴别，可是本病例没有任何相应的临床症状与体征。
其次，病理科医生没有认真分辨显微镜下细胞的形态。《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第十六条规定，病理诊断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病理号，送检标本的科室名称、患者姓名、性别、年龄、标本取材部位，门诊病历号和（或）住院病历号，（二）大体描述、镜下描述（选择性）和病理诊断，（三）其他需要报告或建议的内容，（四）报告医师签名、报告时间。该县医院的病理报告没有相应显微镜下描述，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会诊病理报告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据此也可以推定病理科医生根本没有在显微镜下的仔细分辨细胞形态。
为何会短时间内全身转移？
第8版《病理性》描述肿瘤的扩散方式有局部浸润和直接蔓延、淋巴道转移、血管转移、种植转移。而子宫平滑肌肉瘤易发生血管及淋巴管转移。而本病例首先是腹腔的转移，究其原因是因为医生误诊为子宫肌瘤，术中没有保护周围组织，导致肿瘤细胞种植在腹腔导致种植转移。所以，不管切除组织的病理形态，都应当常规保护好周围组织。
第8版《妇产科学》描述该肿瘤的复发率高，预后差，5年生存率20-30%。该鉴定结论，不但分析了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同时考虑了该肿瘤的发病率低、恶性程度高、术前明确诊断较为困难的临床特性；还考虑了基层医院诊疗技术落后的社会现实；所以鉴定结论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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