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律师“上书”完善国家赔偿追偿制度

    十律师”，要求落实和完善国家赔偿追偿制度：对《国家赔偿法》第31条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向全社会公布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并对该法条进行修改，增加对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检察、审判人员的追偿条款。

　　这个冬天，谢炳光很忙碌。

　　2013年12月19日上午，谢炳光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寄出一份10名律师联合署名的建议书。午饭过后，他与联名律师中的马跃华、王永刚，相邀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准备再亲手将这封建议书向上递交。

　　建议书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落实和完善国家赔偿追偿制度：对《国家赔偿法》第31条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向全社会公布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并对该法条进行修改，增加对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检察、审判人员的追偿条款。

　　“我们做的是一件正义的事、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挫折在所难免，我们不会放弃。”王永刚说。

                                  肇 始
　　两天之后，一则“律师上书人大常委会建议追偿冤案责任人”的新闻已经在网络传得沸沸扬扬。网易论坛将此消息搬进“新闻论坛”中供网友进行讨论。仅仅3天时间，就有2300人参与，跟帖350条。

　　作为此次“上书”行动的发起人，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联律所）主任谢炳光—这位已经年近花甲的老律师，将自己的名字填在了建议书签名页的第一格。

　　做律师的同时，谢炳光兼任了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咨询事业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主任。他认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律师也应关注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

　　闲时，谢炳光与委员会副主任李学辉律师，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辩护律师执业风险防范”等话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最终，两人的探讨落脚到国家赔偿追偿制度。

　　“我们发现近年冤假错案曝光很多，触目惊心。”李学辉介绍，“我们还注意到，国家赔偿后对冤案责任人并未积极追偿，纳税人最终替他们买单。或者，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行政责任等。”

　　在建议书中，谢炳光写道：“近几年来司法机关暴露出来诸多冤假错案”，并列举了“河南省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浙江省张辉和张高平叔侄二人强奸杀人案”，以及最近刚刚披露的“浙江省陈建阳等五青年抢劫杀人案”。

　　采访中，谢炳光没有过多谈论这几个案件，却反复提到另外几起因行政人员或司法人员不作为，而导致当事人走向极端的社会事件。比如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厦门某公交车上发生的纵火案、北京某机场发生的爆炸案。

　　“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出现小问题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问题。”谢炳光认为司法人员的工作态度，又直接关系着这最后一道防线能否守住。

　　长期的诉讼实践，还有一个感触刺痛了谢炳光，“很多法官在法庭时常不让律师多说话。”

　　谢炳光看来，法官限制律师在法庭上说话，律师的辩护权利便得不到保障，进而容易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判断，最终导致冤案错案发生。

　　谢炳光同时提出，如果刑事赔偿、行政赔偿的追偿制度不能落实到位，即使推行检察官、法官案件终身负责制，“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根据媒体报道，以行政追偿为例，财政部对26个省（市、区）各级财政部门的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4年，向责任人追偿赔偿费用合计约217万元，仅占财政核拨的赔偿费用总额的3%，部分地区追偿赔偿费用数额为零。

　　“对司法人员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不追究或者追究不力，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谢炳光说。

　　                             “上 书”
　　谢炳光在国家赔偿追偿制度方面产生了看法与建议。起初，他将自己的观点告诉了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但没有得到认可。

　　于是，谢炳光决定，“让我们律师来推动这件事”。

　　在10名联合署名的律师中，5名来自华联律所。

　　今年8月份，在一次华联律所内部例会上，谢炳光专门组织所内几名关注刑事领域的律师研讨《国家赔偿法》，“尤其是该法第17条与第31条”。

　　大家发现，虽然目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在向受害人赔偿后，可向办错案的工作人员追偿，但范围仅局限于有刑讯逼供、违法使用武器和贪赃枉法等情形的人员。

　　“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可以追偿的大多数是公安阶段的过错人，而审查阶段和审理阶段的检察官和法官，只要没有贪赃，就不必为冤假错案负责任。”华联律所王君选律师说。

　　这次例会过后，谢炳光、马跃华等5名律师达成了一致看法：为了真正发挥检察官和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应尽快修改法律，对追偿机关作出变更：启动赔偿金追偿制度，让司法人员对自己的懈怠和不作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的同时，“自掏腰包”，赔付受害人。

　　王惠娟是5名律师中唯一的女性，她进一步对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追偿制度，就应当严格执行，全国人大是监督法律实施的最高权力机关，进行执法检查并向社会公开是全国人大的职责和义务。”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国家赔偿追偿制度的建议书”的决定，就此形成。

　　在谢炳光的号召之下，另外5名执业于华联律所之外的律师也加入“上书”队伍。

　　                         愿 景
　　国家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两种类型。

　　不难发现，10名律师在探讨的过程中，对两种类型的国家赔偿均有所涉及，但最后形成的建议书却仅针对刑事赔偿。

　　华联律所王永刚律师道破个中奥秘，“我们准备先集中针对刑事赔偿，待刑事赔偿追偿方面取得了突破后，再对行政赔偿追偿提建议。”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一次"上书"就能成功，但希望通过我们几个人的行动，能加强全社会对这项制度的认识，并逐步推动这项规定趋于完善。”谢炳光说，“我们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律师加入我们的行列。”

　　李学辉表示，将会进一步关注国家赔偿后的经济追偿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并提出，“必要时，我们还会组织专家学者、资深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擅长使用新媒体的王永刚，则表示将会向有关单位的官方微博，或者专门的投诉平台继续提交建议书，同时完成谢炳光“交办的相关事务”。

　　“上书全国人大仅是一种形式，我们应更加关注实质内容。”李学辉总结。

　　很明显，在建议书中，几位律师既质疑法律执行存在问题，也质疑法律规定本身不够完善。

　　王君选私下表示，法律将赔偿义务机关指定为追偿机关“不科学”。他说：“赔偿义务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追偿"往往没有动力，一个原因是先期赔付的钱来自财政，不是自己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过错方是"自己人"，常常护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在《国家赔偿法》中，对追偿有明确的规定，很多地方也出台了追偿的规定。但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机关里的人际关系，往往彼此间都是熟人，谁也不愿意得罪人，使得真正的追偿制度没有贯彻实施。”

　　不同的是，沈岿认为《国家赔偿法》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而是我们财政的民主监督体系不够完善”。

　　同样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姜明安教授的说法，显然为律师们达成“上书”愿景，指明了更多途径，“政府违法做事，可以由人大常委会进行质审，也可以由纪委监察部门进行查处。此外，审计机关每年都要（对机关单位）开展审计，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展开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