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化名）一晚上与两拨人聚餐后，在骑摩托车醉驾回家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小武的父母遂将头拨聚餐组织者和同饮者告上法庭索赔。法院一审判令组织者赵刚（化名）给付小武家人死亡赔偿金等3万余元，其他5名同饮者分别给付1万余元。判决后，5名同饮者不服上诉。5月8日上午，此案在北京三中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并未当庭宣判。
2016年6月20日晚，赵刚（化名）组织包括自己及小武在内的共7人在平谷区一餐馆聚餐饮酒。21日凌晨聚餐结束，小武骑摩托车接上岳强（化名）去吃饭，聚餐后将岳强送回住处。
凌晨2时47分许，小武在驾驶摩托车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小武因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小武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且醉酒后驾驶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时未确保安全导致事故发生，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时，死者小武体内的酒精含量为186.2mg/100ml。
事发后，小武的父母将同饮者赵刚等6人诉至法院，请求赵刚等六人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类费用近16万元。小武父母诉称，小武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与赵刚等人聚餐醉酒引起的，小武之后与岳强只是一起吃饭，并未喝酒。聚餐组织者赵刚有义务在聚餐完毕后将小武送到安全的地方，但赵刚等人在明知道死者小武已经喝酒且在没有头盔和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摩托车，并未有效阻止小武，致使发生醉酒驾车的死亡后果。
赵刚等六人称，在聚餐期间，没有任何人对小武进行劝酒，聚餐时小武只喝了两三瓶啤酒，饮酒量不足以达到醉酒的状态。小武在聚餐完毕准备离开的时候，组织者赵刚曾劝阻小武不要再同岳强吃饭了，并邀请小武与其一起回到住处，但是小武并没有听从劝阻。在小武到达下个聚餐地点之后，赵刚也给其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安全到达，在得到小武肯定回复之后才去休息。小武在到达下一个聚餐地点时，赵刚等6人已经没有义务负责小武的安全情况。
岳强表示，小武是结束之前的聚会后骑摩托车来找他的，他和小武只是一起吃了饭，并没有喝酒。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武应当对自己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本案赵刚等6人作为小武的同饮者，明知小武驾驶摩托车赴宴而未能劝阻小武饮酒，在小武酒后又未能有效阻止小武驾车离开，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适当的次要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组织者赵刚赔偿小武父母约3.3万元，其余同饮者分别给付小武父母损失费1.6万元。
判决后，赵刚和其余几名同饮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三中院，昨天上午，本案二审在三中院开庭审理。赵刚等人的代理律师表示，根据小武的酒精检测结果，小武在和岳强聚餐中也可能喝了酒，此外，不能无限扩大赵刚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律师表示，赵刚已经多次电话确认小武的安全，已经尽到了足够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案并未当庭宣判。
下列4种情况劝酒者需承担法律责任：
一、明知醉酒人不能喝酒。在因喝酒引发醉酒人心脏病、心肌梗塞等疾病的发作,导致伤残、死亡等损害后果的情况下,是否知道对方的身体状况,成为同饮人应否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如果同饮人不了解,在劝了少量酒的情况下,诱发对方疾病,此时同饮人无需承担过错责任。
二、强迫性劝酒。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有明显的强迫性劝酒行为,如野蛮灌酒,言语要挟、刺激对方,不喝就纠缠不休等,只要主观上存在过错,此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劝酒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此种情况下,醉酒人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这种强迫并非是暴力性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减轻劝酒人的赔偿责任。
三、酒后进行驾车、游泳、剧烈运动未加以劝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在明知对方酒后驾车而不加以劝阻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同饮人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此时共同饮酒人应对醉酒的人负有加以阻止的义务。如果已尽到劝阻义务,而醉酒人不听劝阻,同饮人则可以免责。
四、未将醉酒者安全送达。如果未将醉酒人送回而发生类似“酒后跌伤”等情况,同饮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呢?对此,应结合饮酒者当时的神志状况来加以判定。如果饮酒者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此时同饮人负有一定的监护照顾义务。如果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或者不足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让其达到有人照顾的情况(比如家中无人),此时若出现意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同饮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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