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象条件。教唆犯的对象是特定的、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教唆犯的教唆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教唆对象必须是特定的。 (2)教唆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3)必须是本来没有犯所教唆之罪意图的人。
2.客观条件。教唆犯的客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认定中，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教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某种犯罪行为。如果是教唆他人实施其他一般违法行为，则不能成立教唆犯。
(2)教唆行为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口头教唆，也可以是书面教唆，还可以是通过打手势、使眼神等形体语言进行教唆。
(3)在直接故意教唆的情况下，只要行为实施了教唆行为，不要求被教唆的人实施被教唆的犯罪。
3.主观条件。教唆犯在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从具体的罪过形式上来讲，教唆犯一般是直接故意，但也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可能性。
(2)从认识因素上讲，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使一定的人产生某种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该种犯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这种认识，不构成教唆犯。
(3)从意志因素上讲，行为人对他人实施犯罪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教唆他人犯罪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它又不是一种有具体罪名的犯罪，因为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教唆罪的规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教唆犯罪没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犯罪构成，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因此对教唆犯就应当结合被教唆人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从而使教唆犯成为共同犯罪的一部分。
在我国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的规定被放在总则共同犯罪一章中，也表明了以共同犯罪的定罪与处罚原则处理教唆犯罪有关问题的原则立场。但是全面考查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却可以看出教唆犯和共同犯罪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对教唆犯罪展开讨论以前，我们有必要从教唆的主观方面入手对教唆犯进行大致分类：
首先，从教唆人教唆内容的针对性程度出发，我们暂且区别出确定性教唆和非确定性的教唆。
确定性教唆系教唆人有其明确目的、唆使他人实施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这种教唆在教唆前教唆人已有达到自己某种特定目的的计划，被教唆人只是教唆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非确定性教唆系教唆人出于对社会的不满而唆使他人从事某种类型的犯罪。这种教唆在教唆前教唆人只有危害社会的广泛的犯罪目的，没有个人具体的目的而形成泛意教唆。
其次，从教唆犯的主观故意内容出发亦可分为直接故意教唆和间接故意教唆。
直接故意的教唆是指教唆人不仅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并且希望被教唆人按其指明的犯罪意图去实施犯罪行为。
直接故意的教唆直接和确定性教唆相连接。如某甲与乙妻有染，为达长期占有之目的，多次杀乙而未得逞。后甲得知丙与乙素有不睦，遂加以利用，常在丙面前挑拨，致使丙对乙仇恨加剧，最终将乙杀死在家中。此类情况下，教唆人有其独立的犯罪构成，即使被教唆人未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人仍应追究刑事责任。
间接故意教唆是指教唆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但是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间接故意的教唆和非确定性的教唆相联系。如怂恿某些好逸恶劳并挥霍无度的人进行盗窃，引起其实施盗窃犯罪的意图。间接故意的教唆没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只有结合被教唆人的行为才能对教唆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认定。被教唆人未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人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教唆犯的主观故意进行的分类，其实就是对教唆犯的犯罪构成问题进行的分类。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教唆犯是指故意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既然是故意引起，就应当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分。在直接故意的场合，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罪的，构成共同犯罪，教唆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是行为的既遂，被教唆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罪的，没有构成共同犯罪，教唆人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是行为的未遂。其犯罪构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就已完成。
在间接故意的场合，由于行为人没有其所追求的犯罪目的，不可能存在犯罪未得逞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在间接故意的场合，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也就意味着在间接故意的场合，如果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教唆人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其犯罪构成依赖于被教唆人是否实施被教唆的罪。其次，对于刑法规定的“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如果教唆人存在直接故意，根据其独立的犯罪构成，也可以依未遂犯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教唆人存在间接故意，行为人无独立的犯罪构成，也就谈不上如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问题。第三，对于某些刑法规定为本身就构成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且构成犯罪的教唆行为，应依刑法分则的规定直接定罪量刑。
在教唆犯罪问题上，我国刑法分则有一些专门性规定：
1、刑法分则规定的煽动性行为。如我国刑法第103条第二款煽动分裂国家罪，第278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等条款。在这些犯罪中，教唆人的教唆行为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但同时刑法的规定是独立的具体的罪名而没有将其规定为共犯行为，不存在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的问题。一方面即使被教唆人未实行被教唆之罪对教唆人也应当以既遂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即使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罪，也应当适用刑法分则条文的有关规定，而不适用共同犯罪。
2、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引诱性行为。如刑法第306规定的妨害作证罪中，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情况。在引诱性中，一方面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丝毫不影响教唆人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罪，教唆人构成妨害作证罪，而被教唆人构成伪证罪，也不能适用共同犯罪。另外，我国刑法分则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则是一种独立、具体的犯罪，对它应当单独适用，不以共同犯罪论。
1.“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是就共犯教唆犯而言。如果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以主犯论处;如果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则以从犯论处;教唆犯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胁从犯，应以胁从犯论处。因此，将教唆犯一概视为主犯或一概视为从犯的观点，有悖刑法规定。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在被教唆的人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的情况下(以处罚犯罪预备为前提)，教唆犯与被教唆者虽然成立共同犯罪，但对教唆犯不宜适用本规定，而应适用第29条第2款;否则与第29条第2款不协调：即在被教唆者根本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在被教唆者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的情况下，如果适用本规定认定为共同预备犯罪，则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显然不合情理。其二，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的情况下，即使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也应适用上述规定，分清作用予以处罚。
2.“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因为选择不满18周岁的人作为教唆对象，既说明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严重，又说明教唆行为本身的腐蚀性大，危害程度严重，理应从重处罚。此外，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是上述规定的政策理由。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
（编辑：Sakura）大律师网合作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