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崇高生命境界的实践智慧，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在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如何以阳明心学为镜，助力社会治理成为专家学者聚焦的话题。诸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芬祥从阳明学的核心要义入手，结合具体实践，对“阳明心学与枫桥经验”进行了阐述，引起人们的关注。阳明心学与枫桥经验到底有什么关系如何利用阳明心学实践好枫桥经验王芬祥的观点给人不少启示。
枫桥经验，不断被检验的“良方”
在王芬祥看来，阳明心学是积极的处世哲学，是先贤对个人修为、社会治理的哲学观照，其精神实质，既是认识论、方法论，又是实践论、行为学，并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理。
“阳明心学与枫桥经验，好象两者关联度不高。但在具体社会治理实践中，我越来越觉得，坚持创新发展着的枫桥经验，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阳明心学的精神本源。”王芬祥说。
王芬祥认为，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致良知，就是不断追求真知真理的过程，是认识论，发展观，就是不断提升锤炼自身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不断提高认知掌握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过程。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就是心与理一，知与行合，可以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个指导，一个反哺，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与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如出一辙，是实践论，是矛盾论。王阳明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就是“致知必在于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扬善去恶，是方法论，行为学。阳明先生认为，内心认知极其重要，起决定性作用，事要有所成，必先修其心，这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也有相似之处。王阳明之所以能成为圣贤，最关键是有“无我境界”，“我心光明，亦复何求”，就是他一生“无我”的写照，无我之境才成就他千古圣贤的地位。
王芬祥说，从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到无我境界，对个人修为来讲，要有所成就，就要不断体悟，去蔽明心，事上磨炼，省察克治，博采众长；就社会治理而言，就是要倡导正能量，推行好做法，建立好制度，树立好风尚，这里讲到的“好”与“正”，就是符合当下发展和民众需求的良知。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符合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经过不断检验的“良知”与“良方”。
枫桥经验，用心“致良知”
“良知”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剂良方。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个人“致良知”是最为重要的前提。
王芬祥认为，从“依靠群众说理斗争制服四类分子，做到不捕人”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不同时期的枫桥经验，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心做群众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到群众“心坎”上，使受教群众从“偏知”回归到“良知”。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群体，要采取不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其慢慢地回归良知，这也是枫桥经验为什么能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源所在。
王芬祥提出，用心“致良知”是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精神根脉。首先要把“致良知”摆到重要位置。没有良知的生长促成，势必缺乏内在道德精神、知觉能力，导致任何社会规范都难以内化为人的道德自觉。不管治理体系有多么周密完备，不管物防技防有多么智慧先进，都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的发生。只有人人“致良知”，唤醒人的道德自觉，从而知善知恶、存善去恶，高度认同的社会规范、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才可能巩固发展。其次，要把“致良知”作为丰富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有益补充。阳明心学的“致良知”精髓，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如果人人“致良知”，潜移默化、久久为功，便可以使人达到良知自知、良知认同、良知自律，最终形成美好的道德品格。要把“致良知”列入教育教化的工作推手。要发挥文化礼堂、道德讲堂、文明讲习所等载体作用，努力在丰富精神文化内容上下功夫，使其更具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生命力。要学习古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阶段教育引导法，实现道德修行求知于内，做到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真正把道德落实在行动上，成为和谐的社会单元。
枫桥经验，践行“知行合一”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阳明心学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知重行的特征，既坚持“以仁为本、施行德治”的治理思想，又始终以解决民生困苦需求为价值取向，积极灵活地施政管理，最终赢得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
王芬祥说，知行合一思想，在枫桥经验的实践与提炼中，其实早就潜移默化地践行着。枫桥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智慧促进矛盾纠纷解决，正是这种实践论的传承延续。像枫源村的“三上三下三公开”等好多做法，都来自基层又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以人民的诉求为出发点，要把汇聚民智民力、赢得民心民意作为重要着力点，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王芬祥说，诸暨当下涌现出了许多公益社会组织、专业调解委员会，正是这些社会主体参与，有效弥补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不足，目前诸暨有社会组织3800多个。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为官之道、为政之要。枫桥经验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既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公平、正义等的更高需求，又把“服务”理念牢牢根植于社会治理之中。
枫桥经验，遵循“格物致知”
“扬善去恶，一定要有规则、有制度，否则变成空话。格物致知，对个人来讲要养成好习惯，对社会来说要有好制度。王阳明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充分诠释了这个哲学观点，无论是推行《南赣相约》，还是实施“十家牌法”，兴教化、举乡约、以良知化民等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基层社会确立起儒家伦理规范的权威性，还为乡民提供了精神文化交流的场所，增强了基层百姓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王芬祥认为，枫桥之所以能出枫桥经验，或多或少有阳明心学的影响，也与枫桥人民重仁义互助、爱讲理明辨、重契约守护的人文传统有关，这可从枫桥大庙的“两造允服”石碑得到印证。
王芬祥说，格物致知，需要多层面入手。新时期枫桥经验特征是“三治融合”。自治方面，就是根据基层社会发展实际，推行更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行业协会，激发和利用群众的热情和智慧来参与社会治理；法治方面，这是最严厉和旗帜鲜明的“去恶”手段，对基层而言，主要是发挥宣教作用。一方面，扎实开展入脑入心普法教育，另一方面，带头守法尊法用法，切实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自觉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德治方面，主要是积极创设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搭建各类道德教育平台，发挥乡贤、“五老”等具良知、有感召人群的示范效应，实现优秀传统教育和现代治理元素有机融合，在全社会弘扬崇德向善的新风，实现德润人心、教化于人。
发展枫桥经验，崇尚“无我境界”
大境界，造就大格局，成就大作为。王阳明一生曲折坎坷，但他有着以仁为本的取向、直面矛盾的勇敢、坦荡磊落的胸怀、光明伟大的人格。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既体现了一种对人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更彰显了一种勇于承担的责任情怀。这种境界，对为人处事、推进基层治理，坚持发展枫桥经验，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芬祥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动能转换、结构调整、矛盾凸显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严峻压力和繁重任务。作为冲在社会治理最前线的基层干部，以什么样的情怀去看待，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对待，以什么样的举措去应对，取得的结果会完全不同。我们要弘扬阳明先生的“民本仁爱”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要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贯穿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方方面面；要学习弘扬阳明先生一生践履的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优良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四重境界是通向“无我”精神的路线图。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不为情所惑，自觉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来为国家和人民勤奋工作。只有达到这个境界，和基层群众打交道才行得正、说得进、喊得应。最后，还要善于学习阳明先生面对危险困境泰然处之、直面矛盾、全力破解的果敢精神、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