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张某与王某系朋友。2015年，张某因为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向王某借款15万元，并立下字据，约定2016年5月还款。然而，到了还款期限，经王某多次讨要，张某并未还款。2016年10月，王某将张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张某偿还王某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05100元。但判决生效后，张某一直未履行。王某申请强制执行，但经查张某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2017年11月，张某父亲去世，遗留下一套房产，继承人为张某及其胞弟二人。王某本指望可以张某继承的该房产份额变卖偿还借款，但没想到张某竟写下一份《放弃遗产继承的声明》，明确表示放弃自己的继承份额。获悉此事后，王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债务人张某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法院经审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认为张某放弃继承权的行为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遂判决张某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

笔者认为，法院的上述判决值得商榷，在该案中，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不能作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不可以撤销。

首先，财产继承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以有继承身份为基础，继承权的客体是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财产法上的法律地位，放弃继承行为是一种集合了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之双重属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财产行为。在被继承人生前存在债务的情况下，继承开始后，无论遗产债务是否大于遗产价值，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继承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放弃继承。法律赋予继承人享有自愿选择是否接受继承的权利，体现了法律尊重继承人对是否取得遗产的自由选择权。因此，放弃继承制度的功能在于保障继承人的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和个人财产独立，彰显了法律的自由价值，放弃继承涉及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他人无权干涉，不可以诉请撤销。

第二，放弃继承属于债务人消极不增加自己责任财产，并非积极减少自己的责任财产，从立法本意上看，债权人撤销权只能针对债务人积极减少自己责任财产的行为，不能针对债务人消极不增加自己财产的行为，不仅包括放弃继承、也包括放弃遗赠和放弃赠。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针对的对象有三：即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及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又扩大规定了债务人放弃未到期债权、放弃债权担保和恶意延长债权的履行期限三种情形。《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则又规定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议变卖抵押财产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可以撤销。以上这7种情形在性质上都是属于债务人积极减少自己责任财产的行为，并不属于债务人消极不增加自己责任财产的行为。

因此从立法可以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在于增加债务的责任财产。继承人拒绝受领某种利益，这种利益本就不属于继承人的自身责任财产，拒绝接受不会减损债成立时债务人的信用，也不会危及当时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申言之，在交易发生之时，债权人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会考虑债务人当时的财力与信用状况，而不会去考虑债务人将来可能因为继承而获得财产的状况。撤销权的目的是维持债务人现有的责任财产，防止其不当减少，并非在于积极增加责任财产，增强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放弃继承人对于遗产是自始未得，而非得后又放弃。因此，债务人拒绝因继承而取得的财产利益之行为不能成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

第三，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是约定义务并未法定义务，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的法定义务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创设而产生的义务，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二是缴纳税收等公法上的义务。法定义务因其具有法定性，不受义务对应的权利（权力）人意志左右，在任何时候均应履行。因此对于继承人因放弃继承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其不得放弃继承。但是对于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义务本质上是约定义务，该义务虽经法院判决确认，在性质上也不能转变为法定义务，因为对于此类义务，还存在权利人可能放弃权利的情形。如果将其作为法定义务，将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其他不能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在上文的案例中，依照法院的判决确认了张某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后，王某又放弃其债权，此时张某的义务也就不复存在，那么法院的上述判决又将置于何地？

事实上，放弃继承权的行为不能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已经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通说。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三第58题多选题就对此已经作过考察，而给出的标准答案也是将放弃继承排除在债权人撤销权范围之外。

综上，简单地适用债权人撤销权来撤销放弃继承行为，以此保护债权人利益，有悖放弃继承制度的立法目的及功能，未能尊重继承人之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不符合现代民法之意思自治原则，也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其他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而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