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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他们的讲述,就是铭刻台州的风骨

大律师网 时间:2019-07-17
导读:在垦荒队员们的辛勤劳作下,大陈岛的荒坡变成了粮田。 徐家骏与钱国丹。林立摄难得难得,艰难又值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采写经历,接到任务时我准备好的所有资料、构想,都在采写过程中被不断推倒、更新。大陈岛垦荒......

在垦荒队员们的辛勤劳作下,大陈岛的荒坡变成了粮田。

徐家骏与钱国丹。林立摄

难得难得,艰难又值得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采写经历,接到任务时我准备好的所有资料、构想,都在采写过程中被不断推倒、更新。大陈岛垦荒队员,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了!”

提起《大陈垦荒精神口述史》,台州作家徐家骏如此感叹。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母亲,参与采写的著名作家钱国丹。

75岁的钱老师满头银发,嗓音却脆生生的,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她笑说自己是“临时上线的救火队员”,2016年至2017年,于这对母子作家而言,着实绝无仅有。

成为《大陈垦荒精神口述史》的作者,缘起于徐家骏的另一部口述史作品——《仙居无骨花灯口述史》。这是浙江省社科院在全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撰写工程的其中一件作品。

“社科院对非遗口述史作品要求极严,全省共撰写了127本,最终只有15本得到出版。”钱国丹对徐家骏的这一成绩非常自豪。

这部口述史将仙居无骨花灯省级非遗传承人李湘满为艺术奉献一生的经历做了细致记录,同时采写了王汝兰、陈彩萍这对婆媳传承人。厚厚一本人物讲述,将无骨花灯的神韵与细节、花灯制造者的伟大与细腻尽收其中,为非遗传承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这一本出色的口述史撰写履历,台州市筹备撰写《大陈垦荒精神口述史》时,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徐家骏的身上。

徐家骏没多想,应承下来,没想到这本口述史的采访难度如此之大、工作量如此之巨。

“我本来在忙自己的小说呢,根本没想到会参与其中。”钱国丹笑着摇摇头。

钱国丹说的是她的长篇小说作品《书生意气》,讲述的是浙江温州一段知识分子抗日的故事,入选了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

这是一段与钱国丹家族有关联的往事,她对之感情极深。

“抗日期间,温州一批知识分子参与创立永嘉渠口中学,带头人是温州瑞安的知名文人金嵘轩。他将自家600亩良田变卖,作为成立中学的资金,还从全国各地大学请来名教授,作为中学的老师,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教师团体。我的外公就在这所学校教书。”

正在为小说开局的钱国丹,意外接到儿子的“求援”。

“说来也无奈,主要是我遇到了巨大的语言障碍。”徐家骏笑道。

第一批登上大陈岛的227名垦荒队员中,有207名温州人,他们大多说一口温州话,徐家骏听不懂。而他的母亲钱国丹,就是温州乐清人。作为温州名作家的儿子,他知道邀请母亲参与,突破的不仅是语言的难题。

“口述史最重要的就是纪实,要准确记录他们的讲述。如果听不懂硬要去理解他们的意思,写下来的话就可能是扭曲的意思,不仅对受访者不负责,也会误导想要精确了解这段历史的当代读者。”徐家骏对此格外重视。

因为创作被打断有些情绪的钱国丹,未承想自己的热情很快被受访者点燃了。

“老垦荒队员一来觉得乡音亲切,二来,一些时代名词,他们一说,我就懂,这让他们特别开心。我记得采访张其元夫妇那次,张其元说了几个词,我都不需要他解释,他用温州话连连感叹‘我快活死了,快活死了’。”钱国丹大笑着说。

采访之后的文稿,初稿由徐家骏撰写,他用文字记下老人们说的温州话,钱国丹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润色、调整,让行文既能保留温州话的韵味,又能让普通读者都能理解。

2017年,修订好的《大陈垦荒精神口述史》稿件交付出版社,如今正在审稿、编辑的过程中。

“难是真的难,值得也是真值得。”钱国丹感慨道。

他们的名字,叫“勇敢”

每一个他们采访过的垦荒队员,都带给母子俩鲜活的记忆。

他们是如此相同又迥异,无论是知识分子、文艺青年还是赤贫之人,在听到垦荒号召之后,都以理想为驱动力,义无反顾奔赴大陈岛。

而往后超乎所有人想象之艰苦的垦荒生涯,不同性格的垦荒队员,又为钱国丹、徐家骏母子讲述了极为不同的垦荒往事。

口述史按垦荒队员、垦荒二代、垦荒三代分为三大块内容,每个采访对象都让两位作者有说不完的感受。

提到独守孤岛放羊的张寿春,两位作家欢快地大笑,他们想起的是张寿春朴实的快人快语,以及讲述往事时的绘声绘色。

“我们2016年采访他时,他快90岁了,带我们上台阶时,他是一步跳两阶,讲得兴奋的时候,他是会跳起来的,真是太有活力了。”钱国丹笑道。

然而这个老人的一生,充满了苦味。

“他1948年就入党了,当时干的是给地下党送信的活。他个子小小的,其貌不扬,就把自己化装成烧煤炭的,将信件缝在棉袄里、藏在斗笠里。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在山头拦住了,他就扮傻说自己‘鬼打墙’了,认不得路,再不回家炭要烧起来了。人家看他这傻乎乎的样子,一把抓起他就往梯田里丢。他一落地,就没命地跑,一直跑到共产党根据地,直接瘫倒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对地下党员喊‘快跑啊,他们要来抓你们了’。当时他用温州话和我们说,我真是跑到‘肚角落头里痛’,意思是他跑太快了,肠子都抽搐了。”钱国丹说。

这样一个老革命,听到大陈岛垦荒的号召,二话不说就去了,而且干了孤岛放羊、养猪的苦差,后来娶了老婆一起坚守。

这样的人物,让母子俩唏嘘不已。

劳动让这些队员变成了一样的人,一提起流汗的日子就充满干劲,脸泛潮红。

垦荒队员张其元、戴婕嬃夫妇都是高中毕业,他们说起劳动往事,也习惯用温州话。一种叫“篰”的工具,他们和很多人说过,大家无法理解。钱国丹小时候见过也用过,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用来洗墨鱼的,类似筛盘的工具。”还有种像“腰门”一样的“门舵”,是倒着放在深水中的旗形舵,腰门就是半人高的门。

垦荒队长王宗楣曾多次接受“所以我就理解了王队长,面对荒岛艰苦以及部分队员人心不稳的双重考验时,如何获得沉着的力量,一直坚持到垦荒结束。后来大陈发展渔业,队员们自己筹款建造了两艘渔船,第一艘船,王宗楣将它取名叫‘勇敢号’,来源就是这部激励了他一生的小说。”

困难的时代,无悔的青春

垦荒青年们勇敢的故事数不胜数,钱国丹、徐家骏母子最感慨的,还是诸多传奇似的真实经历。

“我们听过一些队员的讲述,在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让人不得不感慨命运的神奇。”徐家骏感叹。

“就我们所知,除了一名叫陈显坤的垦荒队员,因跳入沼气坑救人不幸牺牲,没有其他队员在垦荒期间遇难。”钱国丹顿了一顿,提高语气强调,“要知道,大陈岛不仅因为自然原因险象环生,垦荒队员们刚上岛时,岛上是遍布地雷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埋下的。这么多队员,干农活也没有经验,随时可能在农田里锄中地雷。我们了解之后,从另一个方面,找到了大家‘幸运’的原因。”

钱国丹告诉记者,有一位温州永嘉的垦荒队员叫李京洲,他在割草时就发现过地雷,而且是隐蔽性极强的钢笔地雷,顺着一提,在周边找到了一大圈用钢丝连在一起的地雷。当时李京洲想的就是通知岛上部队官兵,让排雷队员前来排雷,这是大多数队员第一时间的共同选择。

李京洲回忆,有位渔民发现了脸盆那么大的地雷,不清楚是什么,想拆掉卖钱,就带回家用榔头敲。垦荒队员发现了连忙阻止,叫来官兵一看,说他敲的是坦克地雷,专门炸坦克用的。谁都不知道,他要是再敲下去会发生什么。

垦荒队员们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觉悟,让他们在地雷这个“敌人”面前幸免于难。

为大陈岛奉献青春,让他们经历了苦难。在两位作家看来,苦难不必讲深重的,一些细节,更能解读垦荒队员们的奉献。

徐定寿和周银翠是从温州永嘉前往大陈岛垦荒的两位队员,就是这对垦荒夫妻的一段经历,让两位作家抓住了“细节中的苦难”。

事情发生在周银翠产子之后,坐月子期间。

“那个年代,交通船只能抗七级大风,一年里有一半时间,交通船来不了大陈。周银翠的家人知道她坐月子了,左邻右里、亲朋好友们都贡献出肉票、鸡蛋票,准备了一斤米糠油、两斤肉和一些鸡蛋,让徐定寿的亲戚带去海门。到了海门,遇到台风天,住了一个星期,那个亲戚急了,问船员还要多久,回答说不一定,半个月也有可能。亲戚在海门苦等,肉都臭了。徐定寿和周银翠也在大陈岛上眼巴巴地苦等,因为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喝。过了半个月还是去不了大陈岛,亲戚只好返回。”

钱国丹感慨,想到那两斤等到臭了也没能送上岛的肉,她就无比心痛。

那是一个困难的时代,两斤肉寄托了多少真情和盼望,而这群青年们就在岛上熬着、努力着,最终完成了垦荒的历史任务。

“采访了他们之后,我更加执着于口述历史的创作。我觉得这不仅对写作有益,也对时代有益。没有华丽辞藻的渲染,没有虚构与幻想,这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它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去体会。”徐家骏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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