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0日，江苏宜兴沈杰、刘曦都是各自家中的独生孩子，一场横来车祸夺走了二人的生命。车祸发生时，小夫妻俩遗留有4枚体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为了让这枚胚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因为当时的医院拒绝交出胚胎，理由是，胚胎并非是物品或者说遗产，无人有权继承。
根据2001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定。后经过4个老人和社会舆论的呼吁，四位老人终于获得胚胎的监护、处置权。这起案例的披露、报道曾经被舆论评为当年“最有温度和爱心的新闻”。
然而，失独之痛一直是4位老人难以回避掉的巨大痛苦和精神折磨。如何将受精胚胎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4枚胚胎出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赢得官司之后，四位老人又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了一切办法。
代孕在中国内地是否合法，我们又如何面对这一伦理、法律的共同难题?
从人类伦理和情感的角度出发，代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不孕不育的父母和整个家庭来看，代孕无异于是绝境逢生，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部分人群的最强烈需求。孕育和和代孕技术已经于上个世纪70年代被攻破，早就可以好好地造福于人类。然而，从具体运作方式上来说，商业代孕是目前最为主流的方式，过去的多个案例存在着众多的纠纷，法律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权责不清问题表现得十分严重。
与人类伦理和情感又相悖论的是，技术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代孕问题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困境，也是全世界的困境。
比如代孕过程中，代孕妈妈和委托人之间的权责如何确定?按照人类亲情发展的规律，代孕妈妈本来就和孩子“母子连心”，孩子生下来以后，代孕妈妈当然最容和孩子产生浓烈的感情，也可能长时间难以割舍对孩子感情，拒绝交付孩子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不仅如此，孩子假如降生后被发现有重大疾病、残疾，委托人如果借此拒绝接受，这里的权责如何界定和划分?
再如，代孕婴儿与代孕妈妈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什么难题?从伦理上来讲，若干年以后，他们彼此是否有知情权。还有，代孕妈妈如果被职业化，部分代孕母亲多次代孕的发生概率又很大，避免血亲混乱的难题又如何面对和处理。此外，目前的代孕都是大多是商业化操作，中介的权责如何界定?这可不简单的是一件物品、一处房产!
现实状况是当前的代孕需求量巨大，与法律冲突的代孕都转向了“地下”，除了增加委托代孕者的成本，提升代孕市场价格之外，恐怕不会有其他实质性的效果。因此，在代孕这个早已存在而且重大的问题上，从“非法”到“合法”，国家有关部门和决策者不能只是考量舆论呼声，而需要针对一连串的伦理法律议题进行调研，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辩论，在充分尊重是谁的基础上尊重人类伦理秩序和法治精神。有一点无疑是要确定的：我们一方面要慎重考虑新政策与我们原有法律体系的兼容度，又必须谨慎考虑要具备可执行性。
但愿，代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合情合理的同时也尽快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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