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蜀山警方在辖区某高档写字楼摸排时接到一公司员工反映，称自己帮着公司对外推销位于天柱山某养老中心的养老床位，虽然不少老人购买，但这些床位根本就没有建。
随后，警方对该公司展开调查，发现主要对外发售的养老床位，价格分为4个等级，最低2万，最高25万，只要购买一个床位，每个月即可获得高息回报，同时6个月之后就会返还本金。如果没有返还本金，可以在养老中心进行等值消费并享有7折到9折的优惠。调查中，警方发现该公司确实在天柱山建有一个养老中心，并不定期组织老人前往参观。
虽然养老中心确实存在，但养老床位却是子虚乌有。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判断这是一起非法集资案件，于是迅速将该公司负责人王某抓获，归案后，他对于自己打着投资“养老床位”的幌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警方初步统计，此案中共有上百人受骗，涉案金额近千万。
数据：去年发案5000余起涉案1700多亿元
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新发涉嫌非法集资案件5052起，涉案金额1795.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8%、28.5%，2018年1-3月，新发非法集资案件1037起，涉案金额269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6.5%和42.3%，虽然呈现双降态势，但案件总量仍在高位运行，参与集资人数持续上升，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当前，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件几乎遍布所有行业，呈现“遍地开花”的特点，投融资类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平台、房地产、农业等重点行业案件持续高发。大量民间投融资机构、互联网平台等非持牌机构违法违规从事集资融资活动，发案数占总量的30%以上。
一些不法分子层层包装设计所谓的项目和产品，以当下“热门名词”“热点概念”炒作，诱惑社会公众投入资金。一些无商品、无实体、打着“虚拟任务”名头的案件陆续出现，许多非法集资借助互联网平台，近期还出现了完全借助微信群等开展非法集资等行为，隐蔽性强、风险传染快，风险不容忽视。
骗局：六种典型手段需警惕
公安机关通过梳理近年来侦办的众多案件，总结出了目前非法集资的六种典型手段：
1.假冒民营银行的名义，借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政策，谎称已经获得或者正在申办民营银行的牌照，虚构民营银行的名义发售原始股或吸收存款。
2.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售虚假的理财产品，二是虚构借款方，以提供借款担保名义非法吸收资金。
3.以境外投资、高新科技开发旗号，假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在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境外上市、开发高新技术等信息，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者许诺高额预期回报，诱骗群众向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资金，然后关闭网站，携款逃匿。
4.以“养老”的旗号，表现为：一是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以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二是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小礼品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
5.以高价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以毫无价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承诺在约定时间高价回购，引诱群众购买，然后携款潜逃。
6.假借P2P名义非法集资。即套用互联网金融创新概念，设立所谓P2P网络借贷平台，以高利为诱饵，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
防范：辨识非法集资“三看三思三不要”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自觉抵制各种诱惑，提高识别能力，做到“三看”“三思”“三不要”，远离非法集资，防范投资风险，莫入集资陷阱。
“三看”：一看是否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二看是否取得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政府金融办)的批准文书，理财产品是否在其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只有工商营业执照，没有金融监管部门批文，是不能销售理财产品的;三看资金投向领域是否安全可靠。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理财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
“三不要”：一不要盲目相信无风险、高回报的承诺，这些宣传往往是非法的虚假广告;二不要盲目相信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他们也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受骗者;三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高利息的资金来源很可能是投资者自身提供的本金，没有可持续性。
(一)对因受存款方的勒索而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实践中，有的存款大户头常常以“搬走”存款要挟其入款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其尽快提高自己所存款项的存款利率;或者先行给付部分息差抑或提供若干台汽车或房屋使用权等等。一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效益或 “口岸”较差的银行，为了保住自己的存款额度，不得不就范。对于这种情形，立法上未作明文规定，在处理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双方均定罪、且均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亦即双方构成共同非法吸收存款罪。此种犯罪的实质为有身份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而对其中吸收存款人因其具有法定身份，应定性为主犯;而存款人因其无法定身份理应定性为从犯;
第二，存款方定性为索贿罪、吸收存款方因为被索贿而“行贿”无罪。
第三，双方均定罪，但将双方设定为对合犯。亦即双方虽仍属共犯，但不是构成同一罪种的共犯而是互为犯罪对象的会合共犯中的对向犯(又称对合犯)。此种会合共犯中，各方所触犯罪名往往不同。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场合，吸收存款方犯了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索贿人款方则犯了单位 (或个人)索贿罪。
对此三种定性方式，我们认为按第三种方式，定性较为合理合法。因为：
按第一种方式处理，首先不符合存款人的行为特征，事实是索贿存款人并没有任何帮助吸款人从事非法吸收存款的帮助行为。
按第二种方式处理，若对因存款人索贿而非法吸收款的行为人不作犯罪处理，也不合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因为，非法吸收存款的实质在于以贿赂的方式不法吸收存款，而根据本法第393条规定，因被勒索而被迫行贿者，只有在“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条件下，才不构成行贿罪。以此对照，本案中吸收存款人在受到勒索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存款，竟不惜“出卖”国家法律，敢以直接抬高或变相抬高央行法定利率的手法来获取大户存款，这种“利益”完全没有正当性可言，因而，此种场合，吸收存款人不能以受到“勒索”而作无罪辩护，充其量能据此对行为人作罪轻辩护而已。
(二)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方式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目前一些银行往往以安排存款大户子女(主要指安排能够决定本单位存款人处的单位法定代表人、有关权利人士或直接掌管存款运作管理人员的子女)进银行工作等方式招揽存款;对子女已经就业者，有的吸收存款方则进一步以将其子女调入本行工作为招揽诱饵，等等。以此类方法招揽存款，当然属于“非法”吸收存款行为，但对此行为是否一概定性为非法吸收存款罪行为，尚有商榷余地。这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要件不仅仅是非法吸收存款，而且须有较为严重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上述非法吸收存款行为，当然也扰乱了金融秩序，但与抬高或变相抬高国家利率的行为、以及与假冒享有吸收存款权限的金融主体的行为来非法吸收存款者相比较，后二者对金融秩序的破坏显然更为直接和严重，因而将后二者设置为犯罪、对其科以刑罚方法来处罚理所当然。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等方式来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尚须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再予解决。
(三)对以“体外循环”方式非法以贷吸存行为的处理
如上所述，以此方式以贷吸存，如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者，其行为本身，又触犯了本法第187条规定的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如此，行为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手段行为就触犯了两个罪名，符合刑法上的牵连犯特征，应按牵连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处断。从法定刑看，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相对更重，因而对此行为，可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酌定为非法发放贷款罪，并根据187条的法定刑裁量刑罚。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大小。如果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较小的，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本法第13条之规定，不构成犯罪。
(2)是否出于故意。如果不是出于故意实施的，不构成犯罪。
(3)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构成犯罪。如行为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幅度内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的，不能认为构成犯罪。
(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两者的区别是：
(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财物。
(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包括用欺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利用强迫、利诱等其他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后者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获得财物。
(3)主观方面不同。前者无非法占有目的;后者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既可以由自然人，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后者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者同时又非法吸收了存款，而非法吸收存款又是擅自设立的金融机构所为;有的先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而后又非法吸收了公众的存款，或者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所以，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注意将这两种不同的犯罪区别开来。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罪和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不同，应注意区分这两种犯罪的区别，对于构成数罪的，应当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编辑：天下无讼）大律师网合作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