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J等15人

　　被告：H、W、W1、W2

　　第三人：L

　　H、W系夫妻关系，W1、W2系H、W之子。1990年下半年至1993年11月，H以“打会”形式进行民间融资活动，先后收取J等15人的“会款”126639元。后因发生“炸会”，H欠J等15人的“会款”不还。为此，J等15人分别向S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H归还“会款”。从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H欠J等15人上述欠款纠纷案，经法院审理先后生效，分别进入执行程序。其间，法院将H夫妇的房屋予以扣押，并在其门上张贴了执行公告。同时，法院书面通知S县房地产公司，要求其不得为H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后，H之子W1、W2提出，我们是家庭房产合伙共有人，家庭财产已经分家析产，且已将房屋卖与第三人L，并作了房屋过户登记，执行程序因此中止。J等15人又向S县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H、W将所属房屋以“房产分割”方式赠与给被告W1、W2的行为侵害了我们对被告H的债权，要求确认该行为无效，并要求确认被告W、W1、W2与第三人L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被告H未作答辩。被告W、W1、W2答辩称：房屋系我们与H共建，分家析产是合法行为，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L述称：买卖房屋手续是通过S县房产交易部门办理的，行为合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W、H夫妇共建房屋13间，产权登记在W的名下。当时，对家庭建房，W1、W2均未投入资金。1993年下半年，S县“打会”活动先后“炸会”，被告H为了逃避债务，经常外出躲债。1993年11月5日，W、H夫妇与其子W1、W2达成分家析产协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3间房屋分给其子W1、W2各5间，W、H夫妇留了3间东屋。四被告就析产协议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1994年元月13日，W、W1、W2分别领取了分割后的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5月，W父子与第三人L协商买卖该栋房屋，其售价明显低于一般市场价。第三人L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仍与W父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判决要旨]

　　S县法院认为：房屋产权属于W、H夫妇所有，W夫妇在H欠J等15人巨额“会款”未能清偿的情况下，与其子W1、W2的“分家析产”行为实为财产赠与行为，此分割房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居住，而是为了变卖，该行为侵犯了J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民事行为。W、W1、W2与L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在W、H无效赠与房屋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并是在J等15人诉H欠款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生的，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W、H家的房屋已予以扣押，并将扣押令、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明知而仍为该房屋办理了过户手续，其行为无效，据此认定W、W1、W2与L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与1996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H、W、W1、W2之间的家庭房产分割行为无效，其产权归被告W、H夫妻所有。

　　(二)被告W、W1、W2与第三人L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被告W、W1、W2分别退还第三人L购房款8000元、38000元、36000元。共计82000元。

　　(三)第三人L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屋内所有物品搬出，房屋退还给W。

　　宣判后，W、W1、W2不服，上诉于S市中级人民法院。S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1]

　　[法理评析]

　　本案的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涉及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而在当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确立该项制度，因此，本案的审理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对本案采取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来处理。我们应该认为，在当时的立法情况，本案的审理法官作如此判决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我国法律中的无效合同制度与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合，并且本案实际上暗含了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理论的运用，因此有论者认为本案判决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撤销权理论进行审判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判例。 [2]

　　1999年制定颁布的我国合同法，不仅重新确定了我国无效合同制度，而且在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依据。由于债权人撤销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亦发生重合，因此就发生了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如我国有学者认为一些第三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可能同时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为撤销权行使的一个要件是，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而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该学者并且认为在此情形，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3]此种观点有其一定道理，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为其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了解上述两项制度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各自的适用作正确的理解，从而弄清它们之间是否存有一清晰的界限。只有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解决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本文拟针对本案，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探讨如下问题：

　　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解释适用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得以诉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所以又称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但是其并非诉讼法上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依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损害其债权时以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权利，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在如下情形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为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但是，由于我国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在实践中运作较为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学理进行解释适用。

　　大陆法继受了罗马法的观念，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有偿行为的撤销，以债务人的恶意为成立要件，以受让人的恶意为行使要件;无偿行为的撤销，不要求主观要件。我国合同法基本上采取了大陆法的做法，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时，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不以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为构成要件;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而有害于债权时，必须要求受让人有恶意，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不过，此时应否要求债务人的恶意，该法条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学者认为在解释上宜作与大陆法相同的解释。

　　1、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的恶意，是指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时，须明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诈害意思，在学说上向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分歧。依观念主义，债务人须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其行为可能引起或增加其无资力状态为已足。法、日民法采此种主义。依意思主义，债务人在行为时须有诈害的意思。德、瑞民法采取此种主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须债务人有消极的认识即可，而后者除须有消极的认识之外，还须具有积极的意欲为必要。债务人的恶意以其行为时为准。行为时不知，而后为恶意的，不成立诈害行为。至于其不知是否出于过失，则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采取观念主义还是意思主义，但是按照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应以观念主义为妥。债务人在从事低价转让行为时，明知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价格，且客观上有害债权，就可以认定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债权的恶意。债务人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有害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为已足，无需知有损害于行使撤销权人的权利。

　　2、受让人的恶意。受让人的恶意，是指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恶意采取观念主义，即不以受让人具有诈害债权的意思为条件。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恶意，亦在所不问。但是，关于受让人恶意的内容，我国学者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4]：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只需要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便构成恶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不仅要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而且要知道此种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才构成恶意。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应以第二种观点为是。但是，要求债权人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对于债权人而言，则未免过苛。因此，只要债权人举证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即可推定受让人亦知债务人的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3、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认为，转得人的恶意，是指由受让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债务人行为标的物的转得人，于转得时知悉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之行为，为有害债权的行为，而不以知悉债务人及受让人的恶意为必要。关于债权人得否针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我国学者存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