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国内“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开始浮现。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6461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4%。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均创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新高;不良贷款率甚至达到近3年以来的最高值。资产质量的压力再次成为悬在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我国银行业最严重的不良贷款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地产泡沫破灭、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加之在市场化进程中，不适应市场竞争而破产以及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银行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从1995年的21.4%上升到2000年的29.2%。从 2003年到2008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及财政部联合吸纳了五大行1.9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相当于GDP的15%，此前五大行不良贷款率13%—24%，负权益1.2万亿元)。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债转股和打包销售等传统方式，属于特定阶段产物。

　　目前看，本轮不良贷款与历史上不良贷款产生的内外部环境与体制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本次不良贷款有所抬头主要是在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经济下行与市场流动性双重压力的影响，商业银行前期大投放与高利润背后隐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其二，中国银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总资产迈向150万亿元大关，体量远非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容量。其三，银行仍有较强的能力抵御潜在风险，也有充足的财务资源以满足核销的需要。从一季度数据看，即使在银行大幅度提取拨备的情况下，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依然达到10%以上，显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进一步提升拨备水平的资金保障能力。其四，中国银行业业务复杂程度已今非昔比。为了免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硬约束，银行业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派生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一样，将全社会的储蓄者和借款人联系起来，但方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机制，而是以与现代金融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的各种金融工具形式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承担机制。

　　可见，中国银行体系对待不良资产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应更具差异化，更有针对性，不能单纯采用行政手段让政府来埋单，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投行技术处置不良资产。作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已经启动了向其投行子公司出售不良贷款的策略，之后这家子公司将对这些贷款进行重组，希望能回收高于其收购贷款价格的资金。由于该投资银行子公司对这些不良贷款的收购价预计高于外部投资者，中国银行就可以计入相对较少的贷款损失。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会计制度，在这些不良贷款被出售后，就不会再被计入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探索创新结构性风险资产转化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处置手段。通过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许会极大地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的“双控”效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有效盘活存量资金，能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能有效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降低信用风险在银行系统过高的集中度，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并能为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开展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新产品。实际上，在2013 年8月，本届政府就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之后，监管层便在紧锣密鼓制定关于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细则。现在看来，目前适宜推行资产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在银行资产中，以信用类贷款、保证类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汽车贷款为主;在企业资产中，以建筑企业的BT(建设移交)回购债权、部分地方公共事业企业现金流为主。

　　再次，由于新增不良集中在小微企业，地区主要在长三角地区，针对不同企业可采取差异化手段解决不良问题。对风险确定无法化解的企业，在不良发生前提前进入诉讼程序，加快处置速度。而对于已进入诉讼程序的不良贷款，针对目前房地产形势不佳的现状，及早寻找目标买家，提前与目标客户进行协商，努力实现快速处置。对于基本面尚可、但因发生意外事件而产生不良的企业，可通过转贷等缓释风险来化解。对于生产正常、因受担保牵累而发生不良的企业，以贷款承接、担保脱钩的途径对不良贷款进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