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案是承运人申请法院扣押和变卖船载货物错误的一个典型案例。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因与承租人的滞期费纠纷，申请法院扣押并变卖属于他人的货物，并处分了变卖货物的价款。海事法院认为出租人和承租人构成对货物所有人的共同侵权，判决出租人和承租人连带赔偿货物所有人的损失。

　　[案情]

　　原告：Z市工贸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

　　被告：厦门X航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

　　被告：天津C国际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

　　被告：广东省R县外经船务总公司。(以下简称R公司)

　　1993年3月15日，Z公司与C公司签订协议， 约定：Z公司所有货物均由C公司承运，长期挂钩，适当调低运费价格;货物到港，提前安排装船，最迟不超过20天;货物有6000吨以上的，安排一条船包运;货物进场先付定金，装船后按实结算。4月5 日， Z公司向C公司托运螺纹钢793捆1，850吨、线材348捆547.006吨。4 月 9 日， 天津港为该批货物开具0007628号运单。运单记载：船名“X二号”，起运港天津，到达港广州，托运人C公司，收货人Z公司，船舶签章处盖“X二号”轮船章。“X二号”轮抵黄埔港卸货后，大副于6月3日在货物短溢单中签认：原载螺纹钢793捆，短少299捆。大副在短溢单上批注：短卸的货物留在2和3舱内。

　　黄埔港务公司于6月24日和8月5 日编制的《普通记录》记载：罗纹钢原运单记载793捆1850吨，收货人实提496捆，经地中衡衡重共825.61吨。短交螺纹钢299捆，按每捆2.299吨计，短重687.401吨。该螺纹钢单价每吨2800 元，从天津钢厂到港口的汽车运费每吨40元，天津至黄埔的运杂费单价每吨 119元，短交螺纹钢的成本加运费损失2，034，019.5元。5月10日，Z公司通过C公司向天津港务局托运第二批螺纹钢308捆500吨，装于“嘉海”轮，运往黄埔港。卸港理货短溢单记载：螺纹钢原载308捆，散一批，短少40 捆。大副在短溢单上签字确认。7月12日， 黄埔港编制《普通记录》记载：该票货物原运单记载308捆500吨，短卸24捆，实提284捆388.3吨。

　　1993年4月1日，X公司与R公司签订“运输合同”，X公司以航次租船的形式将其所属的“X二号”轮租给R公司。合同约定，若R公司拖欠滞期费，X公司可以货抵款。“X二号”轮上述天津至广州航次在卸港发生滞期，X公司与R公司就滞期费问题产生纠纷，X公司于5月22日在S法院对R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扣押船载货物。S 法院裁定准予X公司的扣货申请，于6月3日在黄埔港扣押了“X二号”轮未卸完的钢材874.488吨，包括Z公司的螺纹钢299捆687.401吨。当日， “X二号”轮开往上海港卸货。上海港务局《港航记录》记载：“‘X二号’轮卸下盘元7捆10.52吨、螺纹纲290捆666.289吨、元钢13捆31.244吨、中板84块166.435吨，共847.488吨。”X公司与R公司在S 法院的主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因被申请人明确表示无能力支付滞期费，无能力提供担保，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的要求，将所扣货物由S法院变卖， 以变卖所得价款支付申请人的滞期费;因扣货、转港而产生的货损货差，超出适当扣押货物而引起的纠纷等问题，均由被申请人负完全责任。S 法院依据X公司变卖货物的申请，于6月12 日委托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上海浦东公司变卖扣押的钢材，变卖结果为：盘元12.98吨、 螺纹钢476.06吨、 元钢30.98吨、中板149.56吨，共669.58吨，总价款人民币1，625，443.00元， 扣除码头、变卖、代理等费用后，余1，533，663.85元。变卖货物中的螺纹钢属Z公司所有。11月11日，在S法院主持下， X公司与R公司达成调解协议，S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11月22日， X公司从变卖价款中提取人民币1，100，000元，作为R公司支付的滞期费。余款418， 153.85元由R公司提取。

　　1993年12月15日，Z公司向G海事法院提起讼诉， 请求海事法院判令X公司、C公司、R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3，684，287.1 元及其从1993年6月2日至赔付之日止月利率1.5%的利息。

　　1994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S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指定G海事法院重新审理。

　　C公司答辩认为：Z公司以证明短货的证据是普通记录，根据“货规”，普通记录是用来证明与货物数量、质量无关的情况，不涉及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责任，货运记录才是索赔的合法依据。Z公司C公司关于货物数量的交接计量单位是捆而不是吨，Z公司已全数收到“X二号”轮承运348捆线材和“嘉海”轮承运308捆螺纹钢。根据交通部《关于钢材运输的暂行规定》，按件、捆(扎)接受承运的钢材承运人只负件、捆(扎)数多少之责，不负每捆的内容细数及数量之责。Z公司以过磅短重为由请求赔偿22.836吨线材损失，无法律根据。Z公司未全数收到“X二号”轮承运的793捆螺纹钢， 对此应负赔偿责任的不是C公司而是实际承运人X公司。

　　X公司答辩认为：“X二号”轮在该航次租给R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租约，X公司不承担货损货差责任;船舶滞期超过十五天，X公司可以货抵款。由于R公司签约时申明其“有”一批货物，X公司据此推断该批货物为R公司所有是合理的。R公司欠X公司滞期费，X公司向法院申请扣押“X二号”轮所载货物是正当和合法的，并无任何过错，也没有侵犯Z公司的财产权。

　　R公司答辩认为：R公司受大连荣军海陆联运公司( 以下简称荣军公司)的委托租用“X二号”轮。由于荣军公司疏港不力，造成船舶滞期，产生滞期费，导致船载货物被扣，应追加荣军公司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并由其承担本案责任。

　　[审判]

　　海事法院认为：

　　X公司所属“X二号”轮承运Z公司的货物，Z公司与X公司之间存在运单形式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X公司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在目的港完整地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但是，X公司在明知货物不属R公司所有的情况下，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扣押并变卖货物，并与R公司协议处分Z公司的财产。R公司不是船舶所载货物的所有人，无权与X公司约定“以货抵款”。发生滞期费纠纷后，R公司与X公司协议，同意X公司申请法院变卖属于Z公司的货物，缺乏法律依据。货物被变卖后，R公司还非法占有部分货款。X公司和R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侵害了货物所有人Z公司的合法权益。X公司和R公司非法占有Z公司货物的变卖价款，应返还给Z公司，并应向Z公司支付所占货款从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对Z公司的货款差价损失以及运杂费损失，X公司和R公司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Z公司与C公司之间系货运代理关系。C公司接受Z公司的委托将货物全部交付了运输，已履行其货运代理人的义务，对“X二号”轮和“嘉海”轮所载货物的损失均没有过错。Z公司请求C公司赔偿损失无理，应予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海事法院判决：

　　一、被告广东省R县外经船务总公司向原告Z市工贸企业总公司返还非法占有的变卖货物价款人民币310，110.07元，及其从1993年6月10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利息。

　　二、被告厦门X航运公司向原告Z市工贸企业总公司返还非法占有的变卖货物价款人民币815，516.31元，及其从1993年6月10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利息。

　　被告厦门X航运公司和被告广东省R县外经船务总公司还应对上述一、二判项互负连带责任。

　　三、被告厦门X航运公司和被告广东省R县外经船务总公司共同连带赔偿原告Z市工贸企业总公司货款差价和运杂费损失人民币908，393.12元，及其从1993年6月10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利息。

　　四、驳回原告Z市工贸企业总公司对被告天津C国际货运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X公司不服海事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认为：X公司只与R公司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从未与Z公司、C公司达成任何运输协议。

　　X公司依照与R公司的合同约定，向法院申请扣货，是行使合法的诉讼保全权利。X公司不知道也无须知道货物属R公司以外的人所有。“X二号”轮在装港装货时没有过磅计重，运单(货票)是C公司单方制作的，其上记载的重量对X公司无约束力。法院在黄埔港扣货时实施封仓，到上海卸货时封仓完好。原审将货票记载的重量与变卖重量的差额判令由X公司承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货物重量的认定，应以法院变卖螺纹钢的重量与捆数之比乘以短交的捆数。被变卖的钢材属伪劣产品，应按质论价，以变卖的价格认定货物的价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公正判决。

　　Z公司答辩认为：货票上载明，承运Z公司货物的船舶是“X二号”轮，《货物交接清单》也记载承运船舶是“X二号”轮，且在船舶签章处盖有“X二号”轮船章，证明X公司与Z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关系。事实上货物是由X公司承运的，X公司是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原审认定X是承运人正确。从运单和货物交接清单看，托运人和收货人都不是R公司，X公司对货物不属R公司所有是清楚的。Z公司在得知货被扣押后，多次声明Z公司是该批货物的所有权人，但X公司没有申请终止变卖。X公司与R公司之间的纠纷，和Z公司无关，但X公司却与R公司协议留置Z公司的货物，向法院申请扣押并变卖货物，其行为已明显构成对Z公司的共同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