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上，理论和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是赔偿的倍率问题。从国外立法例来看，主要包括3倍损害赔偿、单倍损害赔偿和3倍以下酌定损害赔偿。其中，3倍损害赔偿以美国为典型。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都规定了损害额的3倍赔偿制度。由于美国是反垄断法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因此3倍赔偿制度有一定的示范效应。3倍赔偿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其威慑功能，使潜在的违法者考虑到违法垄断行为须承担的严厉制裁后果，而放弃实施违法垄断行为的动机。此外，3倍赔偿还有激励反垄断的私人执行的功能。反对者则认为，3倍赔偿可能导致反垄断法的实施过度，甚至引发滥诉乃至其他市场主体对违法垄断行为实施者的诉讼敲诈。而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则实行单倍赔偿制度，前述欧洲委员会《因违反竞争规则的民事损害赔偿的白皮书》所建议的损害赔偿额度也为单倍赔偿，赔偿额为因价格上涨而导致的经营者的损失或者由于销售数量的减少造成的利润的损失。单倍损害赔偿的目标功能在于补偿，即填补损失，其优点是与民事侵权赔偿的一般原理相契合，也不会导致反垄断法的实施过度，缺点是对原告的激励不够，因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实际成本可能远高于赔偿所得，而导致大量受害人自动放弃民事司法救济。我国台湾地区实行3倍以下的酌定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规定：“法院因前条被害人之请求，如为事业之故意行为，得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以上之赔偿，但不得超过已证明损害额之3倍”。此外，不少学者则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双倍赔偿制度为基础，提出折衷方案，即采双倍损失额的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美国的3倍赔偿制度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但威慑功能并不构成3倍赔偿的充分理由，比如立法规定10倍赔偿可能更具威慑效力，而鉴于受害人的广泛性，即使规定10倍的损害赔偿也不足以抵销被告获得的全部垄断利润。事实上，据美国学者通过对反垄断立法的考察发现，设定3倍赔偿的倍率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美国国会的纪录表明，谢尔曼议员最开始提议的是双倍赔偿，国会成员几乎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经过一些修订之后，最终提议的3倍赔偿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英格兰垄断条例的做法。因此，美国法上的3倍赔偿倍率的设定有一定的偶然性。考虑到损害赔偿额的倍率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如即使规定了10倍的赔偿倍率，但实际可能有1000个受害人，并不能实现威慑及补偿的目标功能，高倍率的赔偿额设定未必有实际必要。在我国反垄断法和侵权责任法均未就反垄断赔偿设定明确的高倍倍率的情况下，法官或者司法解释设定高倍的损失赔偿数额有侵蚀立法权限之嫌，故在审判实务中并不足取。对原告诉讼成本和损失赔偿额不相称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定调查及律师费用的分担规则设计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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