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调查取证”案的调查取证

上海一家以“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收归私有等”为主要服务范围的“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在今年1月被依法查封，“侦探”们却又改头换面重施故伎。记者近日参与了有关部门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案件的调查取证，从中看到，婚姻调查服务取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有关法律、制度却相应缺失。 专家指出，正因为这个矛盾的存在，才让所谓的“私家侦探”大行其道，“前仆后继”。“私家侦探”带来的噩梦

3月14日，江苏无锡一名沈姓中年妇女来到上海，向记者哭诉了“私家侦探”给她带来的噩梦：

沈女士丈夫有外遇，要跟她离婚。为了争取伤害赔偿权，沈女士被电视上“‘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上海分部”广告吸引了。2004年12月底，她特地来到上海委托这家企业为自己进行婚姻调查取证。但这家企业不久后被查封。到了2005年1月，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原来“私家侦探”们换了家公司。沈女士不放心，问：“那家公司是非法的，现在的公司怎么样”对方告诉她，他们是“上海第一家合法的、获得调查权的企业”。

1月12日，这家自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无锡，与沈女士见面。他们告诉沈女士：“婚姻调查取证这种小案子，一做就成。”并对她信誓旦旦：“一定要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这句话打动了她，于是沈女士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这家公司为她提供合法的取证服务，委托事项为“调查，婚外情取证”。委托费是2.3万元，沈女士先交了1.2万元。收了钱，“私家侦探”们开始工作。但第二天沈女士拨打其中一人的手机时，发现他们已经返回上海。沈女士很不解，对方辩解说：“你老公下班后，我们就没有跟踪了，因为地形不熟悉。”还很不耐烦地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你不要多问。”

沈女士很着急，她下了岗，靠打工维持生活，每月仅数百元收入，委托费全是借来的。她每天都给这家公司打电话，对方总在敷衍。春节过后，沈女士接到一个名叫周玲的女子的电话，称调查取证的事全由她负责了，要沈女士再交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沈女士说：“我已经交了一万二了啊!”周玲答道：“前面交的钱归前面，我不管。”沈女士要求退钱，对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沈女士再三哀求，周玲说：“看你可怜，再交2000元，我就去做，给你一个结果。”

3月9日，周玲来到无锡。沈女士回忆说，周玲态度很凶，收了2000元，称没带收据，只打了一张收条。她还说，她公司“后台”很硬，“关系一直通到中央”，并说她的车是“新闻采访车”，哪里都可以去，车上有“遥控监视器”。周玲告诉沈女士，这次“调查”就看运气好不好了，运气好就有结果。

周玲“调查”了3天，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回上海了。沈女士只能不断地打电话催促，对方或者继续敷衍，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逐渐绝望了：“证据”拿不到，借的钱要不回来，离婚官司一天天临近……她甚至想到了跳楼。“私家侦探”现出原形

3月14日下午，记者陪同沈女士来到上海市工商局黄浦分局检查支队报案。通过上海市工商局的网上查询系统检索发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注册地在上海市奉贤区的企业，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并没有“调查”二字。

记者随3名工商执法人员来到设在上海白渡路上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业务繁忙。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这家公司没有发票，只有收据。记者翻看了一下收据，委托取证的收费还真不少。公司张姓“老总”承认，公司从2003年10月26日开始经营，“发票从来没领过，税也没交过。账只是随便做做。”工商人员问其公司的经营项目，他支支吾吾：“我公司做些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有些是朋友托过来的，比如有人碰到什么难题，我们去帮他沟通一下。”“在我们这里做的人是没有底薪的，操作的人拿40%，60%给公司。”

在工商执法人员的干预下，当天下午，沈女士拿到了“邦特公司”退还的1.4万元。她双手颤抖着把钱装进手提袋里，随即痛哭起来：“我真没想到还能拿回这笔钱……这笔钱就是我的命。”

工商部门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已涉嫌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从事这些业务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该由谁来取证

“我非常理解受害妇女为争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计收集丈夫婚外恋证据的心情和做法。她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法律的保护，而相信这类公司，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无法保护她们。法律规定‘谁提出、谁举证’，没有证据就什么利益也争取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说，“那些名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实为‘私家侦探’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而公安部明令禁止‘私家侦探’也使这类公司转入地下，

让不少人反而深受其害。即使不是骗钱，也发生过诸如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

徐安琪说，由于基层单位已退出个人私生活领域，社会应为婚姻不如意或受害妇女提供其它的渠道，比如社区的心理、法律咨询和指导等，使那些有难处的妇女在婚姻发生危机时，有宣泄、倾诉的场所并获得实际指导和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