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成农民工犯罪首因

　　7月1日,“因不满欠薪盗窃天价手机一审获刑十年”的保姆张某,接到刑事裁定书:郑州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是一起典型的农民工私力救济型犯罪案件。”7月3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在工作中,农民工对各种关系处理不当是引发犯罪的原因之一。

　　这是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农民工刑事案件研究报告》(下称《报告》)的调研结果之一。

　　调研:经济困难是犯罪主因

　　农民工肖某在打工的城市举目无亲,而其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情急之下,肖某将公司仓库中的财物盗出出售,售得2390元;农民工阿木到太原打工,因没有找到事情做,身上带的钱花完了,就尾随被害人盗窃手机一部。

　　“这两个农民工都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一念之差实施了盗窃行为,值得同情。”《报告》表明,经济困难是导致农民工犯罪的首要原因,在被调查的115名犯罪农民工中,因经济困难而犯罪的人数最多,有51人,占44.35%。

　　在因经济困难而犯罪的农民工中,并非都有情可原,有少数农民工是因好逸恶劳而犯罪。如农民工冯某沉迷上网,为了能够继续上网,在饭店吃饭时盗窃饭店老板手提包,窃得现金3500多元。

　　因工作关系引发犯罪,是第二类犯罪原因。“在工作过程中,农民工会与雇主、服务对象等产生各种工作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引发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副主任姚艳姣说。

　　农民工孙某与“天价手机”案中郑州保姆的遭遇相似。他被拖欠工资4200元,多次催要,老板依然拒付工资。眼看春节临近,回家心切的孙某便趁老板熟睡之机盗窃其现金4500元。孙某被判盗窃罪。“这属于私力救济引发的犯罪。”姚艳姣表示,此类案件中,雇主往往存在过错,农民工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维权无果后,容易以报复的方式实施犯罪。

　　在工作关系引发农民工犯罪中,有一类被《报告》称之为“农民工职务犯罪”,即农民工接受雇主安排从事工作,但其工作内容本身属于犯罪。如农民工张某是俱乐部的服务生,知道俱乐部有卖淫行为,但还是听从主管安排,提供递送避孕套等服务,张某后因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宏耀认为,对恶性不大的涉罪农民工,司法机关应该尽早帮助他们获得法律援助。

　　反思:犯罪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报告》显示,在115名犯罪农民工中,18岁以下的有71人,占61.74%;25岁以下的青少年农民工共有95人,占82.61%。

　　“犯罪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文化水平居多。”佟丽华说,从1986年我国正式施行九年义务教育算起,32岁以下(含32岁)的农民工应当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报告》显示,在115名农民工中,32岁以下农民工有103人,其中,真正接受过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不超过29人,占28.16%,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人数比例为71.84%,“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完成情况很有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郭烁表示:“这一代农民工,就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教育,直接越过家庭教育而进入社会,容易出现偏差,应加强教育引导。”

　　建议: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请帮帮我的工友贺松吧!”7月3日,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黄文宝告诉记者,今年4月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贺松等农民工讨薪时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发生争执,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羁押。而贺松父母早亡,孩子只有1岁多,目前妻子一人支撑生活,非常艰难。

　　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他们已经为贺松提供了法律援助,目前案件尚在侦查阶段。但因贺松为流动人口,他们两次协助其家属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均未获批准。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涉罪农民工更加弱势,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吴宏耀同意《报告》提出的建议对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多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对农民工轻微犯罪的,多适用非监禁刑罚等。

　　《报告》还建议,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服务和保障力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流出地政府要担负起对农民工开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责任;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监管,对用人单位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惩治;对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工会、共青团及其他团体组织要发挥作用,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在大中城市建立更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组织;强化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