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为上访在京流浪20年 每天到信访局登记

1月13日的北京，雾霾很厉害。记者打通了樊银华的电话，他是随手街头救助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去永定门长途汽车站。

车站不大，看上去很破旧，售票大厅旁侧，竖着个张家口售票点的牌子，再往前走就是几堆塑料布盖起来的东西，一位阿婆正在整理纸箱子一类的东西。

樊银华来了，带着小红帽，还有4个志愿者，带了几箱方便面和火腿肠。“那些是不是流浪者？”记者问。“是，在这一个站点，多的时候有60个流浪者。”他回答。

每个铺位3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我跟着志愿者一同派发，边走边问，流浪者有来自安徽的，有来自黑龙江的、湖南的，也有新疆的，有的来了半个月，有的来了三四年，还有的来了十几年。一位流浪者说，之前有钱的时候住过旅社，后来没钱了，就开始流浪。问他怎么不去收容所，他摇了摇头。

站前的一个小超市外面，几个流浪者正围坐着聊天，关于春节，关于新的两会，几人穿着军绿色大衣，那是志愿者派发的。一个流浪者问有没有手套，樊银华说，下次带给她。每次给了哪些人，给了什么东西，樊银华都有数，每发一个他都用手机拍下来，留记录，在正常情况下，他每周要来3次，每次回去后派发的物品和数量都及时在微博上公布，供公众监督。

顺着巷子往里走，有更多的流浪者，水泥地上每人一个铺位，下面有的是纸箱一类的东西，有的是塑料布，一位阿婆铺的很单薄，地上很薄的一层破棉被，上面搭了一条薄棉被，还有衣服。樊银华见她的衣物实在太少，便让记者把最厚的一床棉被拿给她，还给她一床褥子。她是新近才来的，之前没有派发到更多的衣物。有些流浪者用塑料布扎起一个大棚，那样能挡风，但更多的是连大一点儿的塑料布也没有，就把头缩在被子里。

下一个流浪点，有将近20人。有两个人还没睡，站在桥头边聊天，还有一个没回来。我们从公路上的斜坡下去，桥底下很黑，只能用手机打着光，每个铺位边上会有一些纸箱类的杂物，有一个铺位旁边，有几双碗筷，还有一口铁锅。这里也有两口子一起流浪的。记者问他们平时怎么吃饭，大部分人说一方面是志愿者的救济，一方面是捡破烂，比如矿泉水瓶、纸箱，主要的来源是垃圾箱。“周边已经很难捡到。”一位流浪者说，他每天都去前门附近。

一个一家三口的流浪者说，除了捡破烂，她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到信访局登记，这家人在这里流浪已经20年，儿子已经30岁，三口住在一个塑料布支起来的棚子里，老家早就断了联系，“怕连累亲戚。”

樊银华盘算着手上的货和需要发放的人数，一袋方便面掉到坡下，他爬下去捡上来。在桥与路的缝隙里，他跳上去大声叫着：大哥，大哥。他知道里面有人，但是路上行驶的车很多，很吵，很难听到。“上次也没叫到。”他嘟囔着。“为什么不用喇叭呢？”记者问。“会吓到他们。”他回答。

在一个50厘米高的窟窿里，木板做成一个小门，敲了半天没开，樊银华把物品从门缝里塞进去。在一个废弃的垃圾箱前，樊银华喊了半天，没人应，他走进去，里面有个人跟出来，接过食物，连声道谢。

“这哪里会有个头啊？”记者问樊银华。

“那也得管，总不能看着人死吧。”樊银华自己也上访过，他知道这些人的苦。

      2012年入冬以来，国内东莞、长沙等多个城市都发生了流浪人员露宿街头被冻死的事件。个别城市为了不让此类事件发生有损脸面，甚至动用各种方法驱离街头流浪者。

为了探寻街头流浪人员宁愿露宿街头受冻挨饿，也不愿意接受救助站救助的真正原因，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化妆成流浪人员，与其他流浪者同吃同住，之后又前往当地救助站一探究竟。不想，随后竟然爆出了在其救助站被工作人员殴打，以及亲眼目睹流浪者被捆绑等消息。虽然事后，该救助站对打人一事予以否认，对“有图有真相”的捆绑也解释为属于“临时约束”，但关于流浪人员救助的话题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却再次热起。

      不久前，平顶山市的几位热心市民主动找到东方今报平漯新闻周刊记者，希望在媒体的监督下，看看平顶山市是如何对流浪人员进行救助的、是否存在外地媒体曝光的殴打、捆绑等非人道性举措。连日来，记者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寻找流浪者，并多次向平顶山市救助站进行求助。结果发现，当地相关部门的救助虽然方式简单——给点吃的喝的，然后联系其家人，买票将其送回家，但接电话后的反应、态度却相对积极。不过意外的是，绝大多数流浪者均拒绝了救助，且全部不愿前往救助站。

     平顶山街头到底有没有流浪者？有多少？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些流浪群体，当地有关部门是否关注到了？平时有没有采取适当的救助措施？众多的流浪者为何不约而同的拒绝救助且不愿意前往救助站？2013年1月3日至1月9日，东方今报平漯新闻周刊记者在极为热心市民的帮助配合下，全程进行了体验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