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当有程序保障

    近日，浙江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司法厅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诉讼中充分保障律师利的若干规定》，明确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体现了进步的点点滴滴都不忌惮被重复提及，或者说历经多次的强调依然是有益的。尽管“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在2007年《律师法》修订时就已经见诸法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这一条款再次被确认，但是浙江多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中又一次予以重复和强调，仍然不嫌多余。进步自理念始，进步的理念每重复一次，都是在被确认一次。当这些被确认的理念终于转换为实际的行动，实质的进步也就因此得以实现。

　　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仍然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常常遭遇监听，这正是会见难的细节体现之一。虽然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已经明确提出“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依然无法让人满意。2011年2月，广州市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贯彻《律师法》的试行意见，“不被监听、不被录音”同样属于再三强调之列。当年6月，广州市律师协会组织了一次调研。问卷调查显示，只有30%的律师确定没有被监听、被录音的情形，有60%的律师反映有时被监听但不清楚是否有被录音。

　　为什么国家法律明确、地方部门规范文件一再强调的原则总是难以落到实处？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与《律师法》的弱势有关。当时，《刑事诉讼法》的最近一次修改尚未完成，“不被监听”虽然见诸《律师法》，却不被当时施行的刑诉法所认可。一些地方的侦查机关、羁押场所便以“执行刑诉法”为由，选择性地强调无明文规定的刑诉法，而将作为“下位法”的《律师法》弃之不理。上述分析确实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地方各部门联合下发了红头文件的情况下，这一原则的落实仍然“不尽如人意”。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完善，不但解决了“不被监听”原则无“上位法”支撑的问题，而且连原来的“派员在场”变相监听的问题都一并解决掉了。这种立法层面的明显进步，能否彻底解决律师会见被监听的问题呢？如果说《律师法》相对弱势，《刑诉法》的约束力总该够了。如果我们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就不难发现，“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更像是一种权利宣示，却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条款。正义的实现靠理念的进步，也要靠程序的保障，如果缺少了过硬的程序，单单去宣示权利是不够的。

　　如果说，作为“大法”的刑诉法难免原则和粗疏，地方部门的规范文件正好可以在可操作性上多下功夫。红头文件不仅要宣告“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这样的原则，而且应当制定出保障这一条款得以落实的程序，即相关监督措施和救济措施。律师不被监听到底靠什么去实现，是羁押场所和侦查机关自觉自愿关闭麦克风和音响吗？如果他们并不具有这种“高风亮节”因而实施了监听，那么又应当采取何种补救措施来惩前毖后？遗憾的是，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没有在程序方面给出让人期待的措施。条文重复虽不嫌多，但其功效仍然是重复的功效而已。

　　拟定几条保障程序可能并不难，比如，羁押场所的律师会见室应当有明确的技术标准，如果说出于安全考虑的视频监控系统是必要的，那么可能被用于监听的音频系统就一定不能有。这些技术标准的实施也不能由羁押场所自己说了算，还应当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和验收。此外，对于违法实施监听的当事人，必须予以追究，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惩处。只有类似的程序保障跟上来，“不被监听”才能避免成为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