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原州区：人情总支出高于文教医疗
“在海原县农村，近些年随礼的份子钱越来越高，有时候都变了味儿。”在宁夏银川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36岁的李春林告诉记者。
李春林的家乡在西海固地区的海原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因为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基础薄弱，许多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本来就过得很紧张。但就在这样的地方，不论谁家结婚，一般的朋友都要随到几百上千元的礼金，较近的亲戚可能会随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
去年冬天，李春林的两个表弟先后结了婚，婚礼上的份子钱可让他着实紧张了一阵子。
“像我们这种关系，没五千你就拿不出手！”为了当月的这一笔大支出，李春林自己凑了些钱，又从朋友处借了一些，才算补齐。如果算上给亲戚朋友的其他礼金，他掐指一算，去年光份子钱就花了近两万元。
礼金太高，给很多原本困难的农村家庭造成了新的负担。李春林清楚地记得，在表弟的婚礼上，他的两个舅舅都为随礼犯了难。大舅条件较好，本来想随一万元的礼，可考虑到小舅家庭困难，自己随礼太多会给小舅造成压力，就只随了五千元。即便这样，小舅也只能拿出两千元，剩下的三千元只好由姨家资助，但是也记在了小舅的名下。
高昂的礼金不仅出现在宁夏农村，也出现在甘肃农村。
“老家的礼金高得有些离谱。”甘肃平凉市的马广军说，近年来，随礼的金额在不断增长，姑姑、舅舅这类走得较近的亲戚家中有事，随个万儿八千的礼金已经很正常了。在农村，一般男孩结婚的礼金还要比女孩高些，“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个负担，但大家都按一个标准走，只能硬撑着。”
马广军强调：“行情在涨，谁都不能免俗。”5年前他结婚时，按照行情，姑姑、舅舅都随了五千元的礼金。去年冬天他的表弟、表妹分别结婚，他给表弟随了一万元，给表妹随了五千元。
沉重的礼金负担，引起了不少地方统计部门的注意。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宁夏西吉县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长32.4%，远高于同期10.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同属于西海固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据统计局推算，2015年全年婚丧嫁娶人情总支出高达2.25亿元，高于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也高于农民对农业的现金投入。
除了快速增长的礼金总额，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统计局还发现礼金的名目也多了起来。有关调研报告称，张家川县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由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逐渐扩展为结婚礼、满月礼、节日礼、生日礼、升学礼、乔迁礼等。此外，人情往来对象的范围也从原有的亲朋好友向外延伸。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西部农村地区过高的随礼金额，恰恰说明了社会转型时期人情关系的异化。
贺雪峰告诉记者，以前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根本办不下来。因此，原来农民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礼尚往来。现在农民的随礼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增加面子，而且相互攀比也使得近几年农民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互帮互助的范畴。
至于种类繁多的礼金名目，贺雪峰在调研中发现，这是因为有的村民可能好几年都没有红白喜事可以操办，觉得自己这几年随出去的礼金太多，应该收回些本钱，另一方面，这些村民的亲戚朋友也想让他们办些酒席回一些本。
“所以，有些村民就会找一些名目专门办酒席。比如说一般农村老人只办六十、七十大寿，那么有的人就会想到五十岁、五十五岁也可以办寿宴，还有建个房子，孩子上大学，甚至家里的牲畜下个小崽也要办酒席。”贺雪峰说。
礼金之重：农村城市两重天
值得注意的是，与农村较高的礼金相比，有些受访者明显感到城市的随礼负担较小。
“老家随礼重，银川明显轻一些。一般同事都是随两三百元，关系好的也就随千八百块钱，还能接受。”马广军告诉记者。
尽管10多年的城市生活扩展了朋友圈，让李春林觉得各种名目的随礼应接不暇，但他同时坦言“银川的普通同事有事儿随礼不多”。
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宁夏居民婚丧嫁娶礼金支出人均1058.6元，增长13.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支出1000.4元，增长16.0%；农村居民人均支出1117.9元，增长10.9%。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婚丧嫁娶礼金支出高出了城镇居民117.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19.1%。
甘肃张家川县统计局的调查也显示，2014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婚丧嫁娶礼金支出1354元，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1%；城镇居民人均婚丧嫁娶礼金支出2851.7元，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6%。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比重高于城镇居民，赠礼支出费用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负担较重。
对农村礼金支出高于城镇的情况，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金晓彤认为，农村与城镇人情支出占收入比重呈现反态的特点，既有居住模式差异的因素，也有城市文化变迁的原因。
“现在许多农村还是一个村一个屯的结构，比如说村子里有50户居民，大家距离都比较近，经常会相互走动。”金晓彤说，“但是许多城市居民已经搬到了自己购买的商品房，邻居之间都不怎么认识，所以城市中大量地缘性的邻里往来就不存在了。而且，城市中原有的朋友、亲戚间的人情关系，也会因为居住相对分散而减少随礼的次数。”
金晓彤还强调，近年来，城市文化已经融合了西方的消费文化。西方社会讲究个体意识，不像中国人这样过于看重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所以西方的人情消费只是表达个人的心意，不会像国内这样盲目攀比。如今城市社会脱离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城市居民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人情消费观念了。
有些在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还表示，他们在城乡会采用两种不同的随礼观念。
两年前，湖北宜昌男孩魏华到北京工作，他从来没有给同事随过礼金。“都是家里有大事散几颗糖，最多一起吃顿饭。”但是，当家乡的同学结婚时，他却会托父母或其他同学带去礼金，有时还会使用微信直接转账。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魏华的婚礼操办方式。他选择在家乡举办婚礼，没有刻意通知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只是事后跟大家简单吃了顿饭。“在大城市告诉同学我要结婚顺便收取礼金，可能会让同学感觉比较尴尬。北漂的人随时可能回家或者换地方，我们可不能亏欠人家。”
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看来，城市新移民在农村和城市采用不同的随礼观念，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差异。因为农村深厚的乡土文化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构，家庭之间有几十年交情的历史积淀，这确保农村居民处在一种深交往的熟人社会中，个人随出去的人情一般都能还回来。
“而城市新移民的人情关系主要是以同学、同事为主，不会把历史性的或是家族的因素牵扯进来。陌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主要是功利性的交往、工作交往，这种浅交往随出的礼金较少。”王忠武说。
年轻人应理性看待人情债
实际上，不仅随礼金额存在地区差异，很多年轻人对待随礼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四川读研究生的张扬告诉记者，现在大家只认同给钱这种形式，其实随礼本来有很多的意义。所以，当关系特别好的同学结婚时，他一般都不会包红包，而是直接送礼物。“比如用超轻粘土做个手办啊，自己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是限量版，比给钱更能体现友情。”
在深圳一家国企工作、25岁的韩琦则有些矛盾。平日里，韩琦觉得随多少礼都无所谓。“我参加的都是很好的朋友的婚礼，我自认为就算不给钱也不会损害友谊。等到我结婚的时候，对于朋友随礼的态度也是想给就给。”但是，当他真正看到别人随礼的时候，也会因为从众心理而出钱。
5年前考取河北省公务员，秦雷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随礼对人脉的帮助。秦雷在距家乡480公里的太原读的大学，毕业5年来，他一共回山西参加过4次婚礼。秦雷认为，除了与这些同学关系较好外，同学之间社会地位接近、未来友情发展空间较大，也是他多次随礼的重要原因。
李春林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朋友去年上半年买房时，自己曾经随了500元的礼金。过了不久，朋友买了辆车又叫他过去聚聚。让他没想到的是，本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临时聚会，结果吃完饭后，朋友又把礼簿拿了出来。“在座的有人开始掏钱，有人没有准备，傻了眼但也没办法，还有的人甚至连忙打电话让老婆把钱送过去。”
“掏了500块钱，那饭吃得真让人郁闷！”大半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件事情，李春林还是觉得朋友有点过分，“一年里事情不断，都随了份子钱，结果买个车还叫大家出礼，太不应该了。”他说。
魏华也表示，在他的家乡经常有人连续办酒席，次数多到连他看重人情往来的父母都不想去了。“现在随份子的名目太多，很多人会以各种事情摆酒席。最扯的是，上次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卖水果和城管打架，把城管捅了，在拘留所里呆了几个月，回来后他家里还办了个接风洗尘的酒席。”
王忠武表示，如今人们随礼的观念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补偿心理，你随我一百我也要回一百，这里面有功利的想法。第二类是投资心理，比如说村支书的儿子要过生日，村民可能会包个大点的红包，借此来打点关系，有些政治献金的性质。第三类则比较高尚，不求回报，就是亲朋好友有了什么事要帮一下。
王忠武认为，当今年轻人应该对功利性的礼金充满警惕。礼金只是一种符号，人际交往不能什么都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上的随礼观念也应与时俱进，创造出新型时尚的人情文化。
宁夏西吉县今年3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在婚事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奢侈浪费、人情过滥等，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倡议书提倡青年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在贺雪峰看来，如果政府出台政策管理普通人的随礼行为，那可能是管得过多。但是政府提出出倡议，倡导百姓节俭办婚礼，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春林、魏华、韩琦、秦雷皆为化名）
（编辑：陌上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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