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宁夏主委安纯人表示，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在城市体面尊严地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急迫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安纯人建议，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移民管理机构”，统一制定移民发展规划，统筹解决移民问题。(3月12日《华商报》)

　　没错，上世纪8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有不少人已在城市定居，其子女除了“留守”以外，有的随父母进城读书，有的干脆生在城里。现在，这些人已经长大，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或“二代农民工”。然而这个新的族群，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所享受到的待遇，却与城里的同龄人差异很大，并由此产生精神、心理、思维、行为等诸多方面的迥然不同。因为户籍的区分，导致身份的贵贱，城里人不把他们看作城里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作城里人。这种意识的隔阂，很难让他们融入城市。

　　当今社会，当其中一部分人可以享受优裕的教育资源，有着坚实的社会保障，又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却因为户籍身份的问题，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高考，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也没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应得的政治权力，你说这公平吗?显然既不公平又没正义。——这就是户籍改革亟待进行的根本原因。当然，现行的户籍制度，也从根本上涉嫌违背公民人身自由权(包括自由迁徙)的宪赋权利。

　　从这点上说，改革现行的落户制度，打破人为的身份分等，让农民工有权选择城市，并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既是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民众的强烈诉求。从根本上说，它关系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也关系到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和谐共处，进而影响全社会的安定团结，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设立“移民管理机构”并无必要。第一，无论是公安部门或城市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都有管理的职责，也都有管理的能力，无需增加新的机构;第二，如果设立移民管理机构，专门管理“移民”，反倒把“市民”人为地划分开来，不利于他们融为一体;第三，增加机构建庙请神，会使机构更加臃肿，也会增加财政负担。本来我们已有“最贵政府”之嫌，因此诟病多多，现在再要增加，那就会使舆情汹汹招来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