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虚假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高发、频发态势对现有的法律漏洞提出了挑战
●由于相关法律没有规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者应承担的责任，导致虚假诉讼“违法成本低”
□ 视点关注
涉及民间借贷、离婚、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程序一旦启动，人民法院作为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
然而，《法制日报》记者从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的“虚假诉讼的防范与规制研讨会”上了解到，由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在涉及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方面的规定缺失，加之诚信社会的构建远未达到公众预期，近年来，在民事诉讼领域暴露出形形色色的诉讼诈骗、恶意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现象，在打击手段缺失的背景下，正日益成为困扰法院依法履行审判权的“毒瘤”。特别是一些胆大妄为的诉讼当事人，为一己私利，利用法律漏洞制造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的虚假诉讼，使法院的权威成为谋取不当利益甚至是非法利益的“工具”，而作为受害一方的当事人或利益关联的第三方，不仅面临巨大经济损失，甚至还会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虚假诉讼愈演愈烈
2010年，无锡市滨湖区数家台资企业相继到法院咨询破产事宜，希望法院尽快立案。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承办法官的警觉。在仔细调查后，法院发现，企业通过资产的不正常转移制造“假倒闭”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调查还发现所涉企业土地、厂房均为租赁，基本没有固定的大宗资产，且生产设备也都作了抵押，而职工的工资则长期被拖欠。“假倒闭”的背后实则是“真逃债”。
为达到非法目的而进行的虚假诉讼，还体现在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
江阴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弟弟起诉哥哥，要求确认哥哥名下部分房产所有权的案件时发现，此类家庭矛盾本难以调处，但哥哥却在应诉过程中极力赞成法院将房屋过给弟弟，行为十分反常。法官调查发现，原来，争议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如果确认了弟弟的份额，就可以多获得一套安置房。
承办此案的法官告诉记者，由于拆迁政策中的房产安置以“户”为单位，如果通过虚假确权、虚假析产，就可能多得安置款或安置房。部分当事人采用“假离婚”、“假互赠”、“假分家”等方式进行虚假诉讼呈愈演愈烈之势，法院出具的裁判文书被用于谋求更多拆迁利益，给辖区纠纷处理和稳定工作带来隐患。
记者还注意到，在日益高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巨额赌资、高利贷等在“规范化合同”的掩护下，成为导致法官“错判误判”的最重要原因。
25岁的徐某到法院起诉23岁的李某，要求法院按照借条判决李某返还90万元，法院调查发现，徐某并没有正当工作，无法说明巨额现金的来源，同时还发现徐某已多次到法院起诉类似案件。
“虽然徐某违法放高利贷、从事赌场‘放水债’的嫌疑十分明显，但法院在没有明显证据的情况下，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法判决原告败诉。”承办法官分析说，这些极不正常的民间借贷背后，由于法律惩戒手段的缺失，还往往发展成一个个从事这种“非法生意”的团伙，提供资本、设置骗局、签订合同、讨债逼债乃至利用诉讼等法律手段“漂白”的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甚至在无法短时间内得逞的情况下，还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威胁对方及家庭成员人身安全，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
无锡市中院的法官告诉记者，无锡市两级法院曾遇到一个案例——当事人因被解雇而起诉公司，采取不同的诉讼手段先后起诉了13个案件，由于诉讼费门槛很低，当事人认为“花25元玩法院一把”。
“但是，这种所谓的维权行为却被‘标榜’为‘维权斗士’，直接暴露了社会对这种滥诉行为的歪曲认识。”无锡市中院院长褚红军说，民事虚假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高发、频发态势对现有的法律漏洞提出了挑战。
记者还采访了解到，在虚假诉讼中，一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工作者的介入，也给司法机关准确识别虚假诉讼本质，造成了障碍。
多重原因致惩处难
在无锡市中院发布的《虚假诉讼调查报告》中，对虚假诉讼呈高发、频发和日益上升态势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
无锡市中院研究室主任方海明说，民事审判中一直奉行的“当事人主义”要求法院不能主动介入、干预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只是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而存在。如果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互相串通，虚构事实与证据，从表面上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难以审查出真实性，虚假诉讼者往往能轻易得逞。此外，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下，一些案件没有查明基本法律事实就草草结案，也成为漏洞之一。
据介绍，现行法律对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没有刚性约束，而且，一些当事人为达到非法目的，往往从证据形式上尽可能满足法律规定，如果另一方当事人不提异议，很难看出破绽。此外，民事调解也极其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这些问题都凸显了当前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存在的漏洞。
方海明进一步分析说，几乎在所有的虚假诉讼背后，都有明显的利益驱动，但由于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者应承担的责任，直接造成了“违法成本低”的现实情况。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虚假诉讼缺乏具体的刑事责任规定，并未明确规定“虚假诉讼”为犯罪行为；其次，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加大了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个人的罚款额从1000元提高到10000元，对单位的处罚最高可达30万元，但处罚只针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几类行为，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行为仍然缺乏制约。
方海明告诉记者，现实中虚假诉讼者被发现后，大多以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或拘留等了事，违法成本极低，为一部分人铤而走险留下可乘之机。
据了解，由于目前我国不同法院之间尚未建立审判信息沟通平台，无法快速了解其他法院案件受理、审理情况，法院系统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社区也未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信用记录、违法犯罪历史均不掌握，而这些情况却多为虚假诉讼行为人所利用。在司法实践中，在不同法院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再逃避真正的债务，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并不鲜见”。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敏认为，基于虚假诉讼往往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法院在审理中应更加注重审慎审查义务，如增设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制度以及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检察机关也可通过增设对调解案件可以抗诉的规定，对虚假诉讼进行打击惩处。
无锡市中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韩峰认为，对于因虚假诉讼导致法院“错判误判”的行为，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仅可以起到震慑作用，而且对建立诚信社也会有正面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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