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刑关系的角度观察偷窃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看出四个特点：

第一，偷窃犯罪适用死刑的机会，大大低于暴力犯罪。暴力犯罪被配置死刑的机会为23.5％，而偷窃犯罪被规定死刑的机会只有17.2％，说明偷窃犯罪被配置死刑的概率低于暴力犯罪。可见，立法者对偷窃犯罪的反应强度与暴力犯罪是有所区别的。

第二，偷窃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机会大大高于暴力犯罪。这里所谓的财产刑，就是指刑法规定的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偷窃犯罪有57.8％的概率被规定财产刑，而暴力犯罪只有23.5％的概率。在所有规定了财产刑的一共191个犯罪中，财产犯罪就占有38.7％的比重，而暴力犯罪只占有14.7％的比重。

第三，在128个偷窃型犯罪中，刑罚的严厉性程度与偷窃者的主体身份有关。所谓主体身份，主要是指犯罪行为人在重要社会自愿分配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如果在权力、财富等重要的工具性自愿的分配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拥有较大的权力或者较多的财富，就是资源优势的拥有者，称为优势主体。如果在这些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相对低的服从地位，在财富关系中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就是劣势主体。

据统计，如果偷窃的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身份优势，被配置财产刑的机会为26.1％，而如果偷窃不是由身份优势的主体实施的，而是由其他一般主体实施的，其偷窃犯罪被配置财产刑的机会则高达75.6％。可见，财产刑被更多地分配给了那些一般主体实施的偷窃犯罪，而如果是优势主体实施了偷窃犯罪，被分配财产刑的机会就比较小。

与此相关，如果是基于身份优势而偷窃的犯罪，只有8.7％的机会被分配生命刑。但是，如果是由一般主体实施的偷窃犯罪，则有22％的机会被规定生命刑。

第四，在偷窃型犯罪中，刑罚的种类在一定程度上与偷窃犯罪所破坏的秩序的属性有关。我们发现，在128个偷窃型犯罪中，破坏安全价值的偷窃型犯罪被规定财产刑的机会最低，仅为30.4％，而被规定死刑的机会最大，为34.8％。相比而言，破坏文化价值的偷窃型犯罪被规定财产刑的机会居中，为52.6％，而被规定死刑的机会最小，为10.5％。进一步比较，破坏经济秩序的偷窃型犯罪被规定财产刑的机会最大，为70.1％，而被规定死刑的机会居中，为14.9％。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罪刑之间的属性均衡。属性均衡的基本假定是罪刑同质， “等害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