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浅析中国古代民族政策演变

贯穿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就是民族战争和民族政策的主线，体现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相互实力对比，以及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的民族政策。作为政治体制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许多人对各朝代的民族政策关注不够，造成对其政治体制及其施政效果的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偏差。

典型的就是明清政治体制和施政效果的对比。清朝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和朱明王朝基本没有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最高权力完全排除了汉族，满清最高统治者来自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压力比明朝统治者大为减少;二是清朝各民族实现了和平，不再时时有破坏性极大的民族战争的威胁。因此，清朝中前期，即使汉族人被刻意打压，但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仍然富有成效。因此，除了关注儒家政治体制，我想，古代民族政策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这样才能看清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施政效果。

秦朝之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各民族的实际接触不多，由于人口有限，各部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直接冲突和矛盾非常有限。到了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部落对中原地区的侵袭逐渐增多，秦汉时期，匈奴和中原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通过相互间长期的残酷而激烈的征服和反征服战争，汉族终于占据了上风，主宰了东方的统治秩序。这时的汉族统治者，作为战胜的一方，运用儒家经典的礼仪规则来规范各民族的关系，汉族皇帝作为天下的皇帝接受被征服民族的朝拜和朝贡，而汉族也必须礼仪相待。换句话说，汉族和各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关系类似兄弟关系，汉族是长兄，其他是弟。作为长兄，这时的汉民族自信而宽容，例如汉武帝甚至计划托孤被俘的原匈奴皇子，所有被俘虏和投降的匈奴士兵和族人，都被安置在当时中国的富裕地带。

唐朝前期秉承唐太宗的风格，对汉族以外的各民族都非常宽容，视为一家人，唐玄宗时许多重要的边疆将领都来自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唐太宗曾被尊为“天可汗”。唐朝的民族政策基本上继承了汉朝的特点，即基于儒家经典原理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有效地扩大了东方文明的传播，减少了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为各民族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作出了贡献，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汉族政权的民族政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表现为对其他民族不再抱有“教化”的信心，而是采取保守的策略，即不再把政权的势力范围盲目扩大到游牧地区，“塞外游牧荒野之地，夺之无益，反要劳民伤财，在险恶之地坚守，不如弃之”。这是宋朝开始大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共识。对其他民族采取羁縻政策、隔离政策、以夷制夷政策。比如，朱元璋的军事实力是完全可以占领蒙古和新疆等地的，但是，基于占之无益的战略，都是打败了游牧民族就撤退。所以宋以后的朝贡体系是比较狭隘的，不再有汉唐的博大胸怀和迎接挑战的勇气，所以汉族这个大哥也就做不大了。

有趣的是，这同汉朝时期匈奴人南侵后并不占领中原的情况是一样的，结果匈奴和宋以后的汉政权民族政策都是愚蠢的、、短视的、失败的，其结果对本民族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与之相反，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汉武帝唐太宗时期多民族统一的民族政策，结果建构了全新的民族秩序。两者不同之处是：汉唐以汉族为兄，为主体民族，其他民族是弟，汉民族越强大，朝贡体系越有效，东方各民族之间的秩序越稳定越和谐;清族为了统治人数占多数的汉民族，不得不竭力打压汉民族的主体意识，同时团结其他民族来对抗汉族，通过保持各民族的微妙平衡来维持各民族间的和平关系，汉族仅仅作为八旗中的一旗，而且军官也要满族人担任，通过剃发等手段瓦解汉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通过这些手段，巧妙地统治了东方大地的各民族，使得“长城自大明280多年以来第一次不再是战场”。但是，清朝的民族政策是以汉族的愚昧、缺乏进取为代价的，汉族越愚昧、缺乏进取，满清的统治地位越稳定，民族矛盾越少。然而多数人愚昧、缺乏进取的结果是整个东方社会对世界的发展不再敏锐，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刺激和挑战麻木不仁。清朝构筑的各民族之间的相对和平关系在清朝中前期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战争负担的急剧减少也使社会财富积累迅速增加，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真实原因。因为在明代，明朝每年要花费大量的财力构筑长城防线，同样，蒙古等边疆其他民族也花费大量的财力在长城边线建立武装力量，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整个东方社会的大量财力，而清朝成功地解决了东方社会的民族战争，使社会财力积累成倍增长。当然，清朝所贯彻的民族愚昧政策和歧视政策也使得清朝后期落后挨打，直至被昔日的小兄弟----日本痛打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历史效果来看，汉唐时期的民族政策既成功地维持东方各民族的和平秩序，也保持了东方社会的发展活力;而清朝的民族政策在中前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而在后期使整个社会发展陷入缺乏活力和创新的弊病;而宋、明的民族政策无法实现民族间的长期和平，使得各民族的冲突和战争大为增加，给历史上各民族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