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尽管最高人院通过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在实践中仍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这种司法结果必然会加剧刑讯逼供的蔓延。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及以结果规制过程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针对封建的有罪推定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它的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第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建立在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基础上的，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意义重大：、从根本上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作为一种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深置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时刻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2、明确了，强化了证据观念。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以被推翻，但应由控方负举证责任。要想推翻无罪的假定，控方必须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逼取嫌疑人的供述。3、强调了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通过法定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并其享有依法公开的权利。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998年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第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确立该特权的依据主要在于：、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是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正是意志自由使得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既使涉嫌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也不得随意被干涉。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供述以及供述的内容，有权反对来自诉讼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强迫。2、道德根据。即人没有违背自己的义务，即“让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是错误的”。 3、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内容的自由，也包括是否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说，包括沉默权及自愿供述权在内的这一特权是符合宪法规定的。4、正当程序根据。该特权赋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有助于维护控辩均衡，实现程序公正。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勿庸置疑，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场权可由犯罪嫌疑人、律师主张，由侦查机关予以保障。律师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可当场提出意见，对不予改正的有权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