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案子，我见过不少。但孙峥律师团队办过的这一起，特殊之处在于：当事人从头到尾都不认为自己犯了罪。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按话术打电话的”，公司有合同、有工单、有质检，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公司要求的框架内。

这种“执行者困境”，在催收类案件中非常典型。而辩护的突破口，往往也藏在这里。

一、当事人：一个被“工单系统”推着走的人

当事人姓林，三十出头，大专学历。他在深圳龙华一家承接金融机构贷后催收业务的公司做话务员，干了不到八个月。

公司的业务模式看起来是正规的：与持牌金融机构签了委外催收合同，承接的是信用卡逾期和消费贷逾期这类合法债权。林某每天的工作，就是登录工单系统，按照分配给他的名单，拨打逾期客户的电话，念公司提供的话术模板，记录还款意愿，偶尔加微信发还款链接。

他拿的是底薪加提成。提成按回款比例算，但不高。八个月下来，他经手催收的金额中，实际回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他的收入，也就够在龙华租个单间、吃个快餐。

案发的原因，是公司被整体查处。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公司多名员工立案侦查，林某是其中之一。指控的依据是：部分催收人员在催收过程中存在“电话轰炸”、发送验证码短信、联系债务人通讯录联系人等行为。

林某被刑事拘留的时候，他老婆刚怀孕三个月。

二、辩护的第一层：债务性质不是辩护的全部，但它是起点

林某的家属找到孙峥律师团队时，案件的走向还不明朗。侦查机关倾向于将公司整体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林某作为“一线执行人员”，被归入“其他成员”的范畴。

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拆债务性质。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催收的对象必须是“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如果公司承接的是银行信用卡、消费贷这类合法债权，那么“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个罪名本身就存在适用障碍。

团队调取了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委外催收合同、债权凭证和授权文件，确认了业务对象的合法性。但孙峥律师在阅卷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指控材料中混杂了少量来自非持牌机构的“网贷”催收记录，这些债务的利率明显超出了法定保护上限。

这意味着，辩护不能停留在“债务合法”这一层。团队必须进一步论证：即便部分债务存在利率问题，林某作为一线话务员，对债务性质的认知程度也是有限的——他每天面对的是工单系统里的电话号码和欠款金额，他没有权限也没有能力去审查每一笔债务的法律性质。主观上是否“明知”债务非法，是催收非法债务罪必须证明的要件，而这一点，控方的证据是薄弱的。

三、辩护的第二层：把“个人行为”从“公司指控”里拆出来

林某被指控的具体行为，主要是两类：一是“高频呼叫”，二是“发送验证码短信”。

孙峥律师团队逐一核对了林某的工单记录和通话录音。发现一个关键事实：林某的通话频率是系统设定的，他每天拨打的电话数量由工单系统自动分配，不是他个人决定的。通话时长、拨打间隔，都在公司系统的监控之下。他唯一能决定的，是接通后说什么——而他说的话，来自公司统一的话术模板。

至于“发送验证码短信”，团队审查了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发送日志。林某确实向个别债务人发送过验证码短信，但那是按照公司培训时教的“核实身份”流程操作的，公司的话术手册中明确写了这一步。换句话说，这是公司层面的操作规范，不是林某的“个人创意”。

孙峥律师团队把林某的行为从“公司整体指控”中拆出来的方式，是制作了一张行为对照表：左边是控方指控的“违法催收行为”，右边是林某工单系统、话术手册、培训记录中对应的公司指令。这张表的作用是向办案机关说明：林某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在公司制度里找到出处。他不是在“自行决定采取违法手段”，他是在执行公司交给他的工单。

四、辩护的第三层：催收合法债务的“软暴力”，能否被“拔高”为恶势力

这是本案最特殊的地方。

控方最初的思路，是将公司整体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旦这个定性成立，林某即便只是“一线执行人员”，也会被纳入“恶势力组织成员”的框架，量刑起点会大幅提高。

孙峥律师团队在这一层的辩护，核心是论证“目的标准”。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明确规定，“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林某在做什么？他每天坐在工位上，拨打电话，念话术，录记录，拿提成。他的行为指向是明确的——把钱要回来。他的收入来源是回款提成，不是“称霸一方”带来的非法利益。他没有对不特定群众实施暴力，他联系的人是系统里那串电话号码对应的债务人。这种“事出有因”的行为，与恶势力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有本质区别。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核心观点是：催收合法债务的过激行为，即便手段不当，也不应被拔高认定为恶势力。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立法初衷，恰恰是将过去被“口袋化”定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轻罪化，而不是将催收行业的普通从业者整体“恶势力化”。

五、结果

案件最终的结果，是林某被取保候审，后续未被以恶势力成员起诉。

这个结果的取得，不是靠某一个“绝招”，而是靠三层辩护的叠加：债务性质的审查动摇了罪名的适用基础，行为对照表把林某从公司指控中切割出来，恶势力目的标准的论证阻断了定性拔高的路径。

孙峥律师团队在这类案件中的特殊视角在于：他们知道侦查机关会怎么固定证据，也知道法院在审查“恶势力”认定时会看什么。十四年的公安、法院工作经历，让他们在面对“公司整体被查”的案件时，能够更快地判断：哪些指控是站得住的，哪些是可以拆掉的，哪一层辩护最有效。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