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没有回避拒载的事实，但这个‘拒载’是合法的！”“我们并没有歧视残疾人，相反，我们对此非常重视！”昨日，残疾人朱兰英女士乘机被拒一案在官渡法院开庭，作为机场一方的三个被告如是说。围绕“拒载是否合法”“索赔和要求道歉的诉求是否该得到支持”“被告之间责任应该如何承担”等三个庭审焦点，双方律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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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机被拒载，状告机场
高位截瘫的朱兰英表示，去年10月8日，她到昆明机场，准备乘坐成都航空的班机飞往成都。但通过安检到达登机口时，该航班工作人员以残疾人坐轮椅为由不允许她登机。之后，朱兰英要求机场相关负责人协调此事，却无人出面。于是其准备自己登机却遭到机场工作人员阻拦，在争执中她从轮椅上跌下3次，造成手部、头部、骶髋多处受伤。
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宏雷律师向其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在起诉状中，朱兰英请求法院判决成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称成都航空）、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机场）和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连带双倍返还机票款及相应损失共计1万元，并公开向其赔礼道歉。
昨日该案在官渡区法院关上法庭开庭审理，三被告共有6名律师出庭。庭审围绕“拒载是否合法”“索赔和要求道歉的诉求是否该得到支持”“被告之间责任应该如何承担”三个焦点展开。辩论十分激烈，火药味十足，在进行证据交换并质证时，朱兰英的代理人和成都航空公司的代理人几乎当庭争吵起来，在法庭的劝阻下，二人才平静下来。对此次言语冲突，成都航空公司代理人解释称：“对方太不尊重人了。”但同时也表示了歉意。庭审结束后，朱兰英一方拒绝调解。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焦点1拒载是否合法？
朱兰英代理人认为，对方拒载的行为违反了《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试行）》，该《办法》并不要求所有残疾人都提前告知，只规定了两种特定类型的残疾人需提供医疗证明，但朱兰英的伤残情况，是不需要提前告知和申请的，“她只要有人搀扶，是能够移动到机舱座位上就坐的。”
对此，三被告均表示，根据法律的规定，残疾人需在购买机票就表明自己的身体状况，以便机场方面提前安排，而朱兰英并没有提前告知。成都航空公司称，根据《成都航空国内客运手册》，残疾人乘坐成都航空班机，需要提前96小时出具《诊断证明书》《乘机申请书》等，方可登机，“对方说朱兰英可以通过搀扶移动到座位上，但她是一个人来的机场，需要工作人员搀扶帮助就需要提前申请，且考虑到其身体情况，一旦飞行过程中出事，其自救也是个问题，我们也是为她负责。”同时代理人称，由于普通轮椅在飞机上无法通行，只能使用机场方提供的专用轮椅，而申请使用专用轮椅也需要提前申请，就算临时提出申请，也必须在飞机起飞前3小时，“朱兰英6点多提出需要专用轮椅的申请，距离飞机起飞只有1个小时，先不说她这个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由于我们公司在昆明没有柜台业务，1个小时的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提供这类服务。”其表示，得知朱兰英的情况后，总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及时和公司取得联系，调度员也就此事为朱兰英联系公司，但由于时间来不及，公司只能拒绝其登机要求，并进行了大量的解释，但朱兰英试图强行登机，情绪激动，“自身存在过错”。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共计6小时的视频资料作为证据，欲证明机场方并未使用过任何暴力手段，朱兰英受伤并不是机场方造成。
“我们都没有回避‘拒载’这个事实，但我们是合法‘拒载’！”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人说。
焦点2诉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朱兰英的代理人表示，索赔的1万元是由双倍票款和其他损失组成，但“其他损失”一项并无相关票据，请法院酌定。当法院询问票价是多少时，代理人表示并不清楚，其当庭致电朱兰英，但其本人也说不知道，称票是其托朋友代买的。
对此，三被告认为既然原告方不能提供票价及相关损失证据，主张赔偿就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该案是运输合同纠纷，不是侵权之诉，承担责任的方式中不包括赔礼道歉，原告的两项诉求均不应该得到支持。
焦点3被告之间责任应该如何承担？
原告认为，三被告应当连带承担责任。对此，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其和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相互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二者认为自己并不是该案中的承运人，不应该承担责任，也不是适格的被告。而成都航空公司认为，在事发时，机场方积极履行了职责，事发后，也已经多次和朱兰英协商解决此事，两次帮助其联系改签飞往成都的航班，并两次送医，还安排了8日至12日的食宿和专人陪护，并提出“客票有效期为一年、可无条件改签”“免费退票”“给予人民币1000元的人道主义救助”等解决意见，还和云南残联、妇联等部门进行沟通，“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我们从来没有歧视过残疾人，相反，我们对此非常重视！”其表示，虽然原告方执意要打官司，但机场方至今都愿意协商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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