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被害人的过错

内容提要: 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的有被害人的犯罪。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或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中，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量刑时往往不予考虑。为了减少和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在立法上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这一酌定情节法定化。

故意杀人罪是普通刑事犯罪中最严重者之一。我国历来有“杀人者死”的法律传统和“杀人偿命”的报应心理，因而在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故意杀人罪占有相当比重。本文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研究被害人的过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

一、故意杀人罪中的被害与加害

在犯罪学理论上，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被害人的犯罪，另一类是无被害人的犯罪。当然，这里的被害人是指单个的人，并且以意识到自己被害为前提。否则，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之间就无法区分。例如买卖毒品、买卖枪支以及（在刑法规定为犯罪情况下的）卖淫嫖娼，都是双方自愿交换某种法律所禁止的物品或者服务，因而在将被害人界定为个体的人的情况下，是典型的无被害人的犯罪。当然，如果将社会，甚至国家也纳入被害人的范畴，则任何犯罪都是有被害人的，因而也就取消了无被害人犯罪这一概念。我赞同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的分类，因为这两种犯罪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的犯罪危害往往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因而其犯罪的危害性具有聚集性；后者的犯罪危害是弥散于整个社会的，因而其犯罪的危害性具有稀释性。有被害人的犯罪与无被害人的犯罪的区分，不仅具有犯罪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上的意义。在刑法学上，被害人因素对量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定罪存在一定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学上，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参与人，具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根据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般将被害人分为三种类型：(l）无责性被害人，即指对于自己被害的加害行为之发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或者法律上的责任而遭受被害的人。（2）有责性被害人，即指那些本身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背道德或其他社会规范行为或过失行为，

从而与加害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一定直接关系的人。有责任性被害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一是责任小于加害人的被害人；二是责任与加害人等同的被害人；三是责任大于加害人的被害人；四是负完全责任的被害人。在上述四种有责性被害人中，负完全责任的被害人，一是指正当防卫等情形中的被害人，这个意义上的被害人实质上是加害人，由于其加害行为而导致正当防卫。至于前三种有责性被害人，尽管对于加害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但加害行为人仍然应构成犯罪，只不过作为一种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其在量刑上应当考虑而己。
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有被害人的犯罪，因为杀人是针对一定个人的，这一定个人就是被害人，否则无所谓杀人可言。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的责任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在这种情形下，正是先在加害行为引发后至的加害行为。二是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害人都是有过错的，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中，被害人的过错是酌定的从轻情节，它在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中具有重要意义。1999 年10月27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此可见，前引司法解释确立了以下规则：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王勇案：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被告人王勇，男，24 岁，工人。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6年3 月11 日被逮捕。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6年1 月12 日晚10时许，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兵器工业部213 研究所职工董德伟到其家，王勇得知其父系被董德伟所打，为此发生争吵、厮打。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在董德伟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将董德伟当场杀死。后王勇逃离现场。被告人王勇于1 月14 日投案自首。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王勇有投案情节，被害人又有明显过错，对王勇可以从轻判处。被告人王勇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一审于19 96年10 月22 日判处被告人王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经济损失人民币七千元。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以对王勇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数额太少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己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被害人董德伟无故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又找到王勇家，对引发本案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且被告人王勇作案后能投案自首，故依法从轻判处。原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7 年12 月1 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勇故意杀人案，一审和二审法院之所以判处死缓，主要是在本案中存在两个从轻情节：一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这一酌定从轻情节，二是被告人犯罪后自首这一法定从轻情节。在此，我主要论述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这一情节。
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的过程是指被害人促成犯罪。这里的促成，是指被害人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发生的起因，也就是说，没有被害人过错在先，故意杀人罪就不会发生。引发故意杀人罪的过错是多种多样的，从程度上来区分有轻重，轻的过错引发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较小，重的过错引发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过错轻重对于量刑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轻微过错，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指辱骂、争吵等，虽然是一种先在过错，但被害人责任很少，加害人应对故意杀人罪负完全责任。重大过错，也可以说是严重过错或者明显过错，这种过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王勇案为我们正确认定明显过错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判例。在王勇案中，根据二审判决的认定，被害人的过错情节如下：
1996年1 月12 日晚8 时30 分许，兵器工业部213 所职工董德伟酒后在该所俱乐部舞厅跳舞时，无故拦住被告人王勇之父王钢成，让王给其买酒喝，被王拒绝。董继续纠缠，并强行在王的衣服口袋里掏钱，致使二人推拉、厮打。厮打中，董致王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后王钢成被送医院住院治疗。之后，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董德伟上楼来到其家，即与董德伟发生争吵、厮打。根据上述描述，被害人董德伟有酒后寻肆滋事的情节，并且将王勇之父王钢成打伤，这是引起王勇故意杀人的直接起因。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就是晚10 时许，当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董德伟上楼来到其家”。在此，对董德伟来到王勇家的动机并未交代，即董究竟是来继续滋事还是来道歉，我认为这对量刑也是有影响的。王勇案判决将董德伟“无故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认定为是被害人的明显过错，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指出：
本案中，被害人董德伟无理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引起被告人与被害人争吵、厮打，并用刀当场杀死被害人。被害人董德伟打伤被告人王勇父亲，与被告人王勇杀死董德伟的行为是紧密联系的。被害人无故纠缠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并致其父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属于有严重过错。根据这一论述，构成被害人的明显过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l）被害人对被告人或者其亲属使用暴力，致其受伤，至于伤害程度并无限制，一般应为轻微伤以上。（2）被害人的伤害是在他人无过错情况下实施的。如果在他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发生争执或者互殴，则不能认为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3）被害人的过错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这里的紧密联系，是指在时间上前后相随，在性质上互为因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紧密联系，同样也不能成为对故意杀人罪从轻处罚的被害人的明显过错。

三、刘加奎案：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

被告人刘加奎，男，35 岁。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7 年11 月19 日被逮捕。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加奎和被害人马立未同在随州市五眼桥农贸市场相邻摊位卖肉。1997 年10 月22 日上午11 时许，被告人刘加奎之妻胡坤芳在摊位上卖肉时，有客户来买排骨，因自己摊上己售完，便介绍左边摊主王xx 卖给客户，此时，被害人马立未之妻徐翠萍即在自己摊位上喊叫更低的价格，但客户嫌徐摊位上的排骨不好，仍买了王xx 摊位的排骨。为此，徐翠萍指责被告一方，继而与胡坤芳发生争执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群众拉开后，徐又把胡摊位上价值300 多元的猪肉甩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马立未夫妇拒绝市场治安管理人员的调解，在事发当日和次日多次强迫被告人刘加奎拿出360 元钱给徐翠萍看病，并殴打了刘加奎夫妇。被告人刘加奎在矛盾发生后，多次找市场治安科和随州市公安巡警大队等要求组织解决，并反映马立未方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