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型轻微刑事自诉案件审判程序的启动，是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因而被告人能否归案，是实现被害人诉权及合法利益的关键。如出现被告人下落不明情形，人民法院只能驳回起诉或中止对案件的审理，被害人的诉权则难以实现，相关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由此感到告状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引发人们对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怀疑和责难。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类型统计，轻伤型轻微刑事自诉案件占整个刑事自诉案件的百分之九十八，而出现被告人下落不明情形的，轻伤型轻微刑事自诉案件几乎占百分之百。笔者在此对此类案件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成因及处理试作分析。

一、被告人不知去向的成因

被告人下落不明，指被告人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去向不明，没有任何音讯的一种状况。司法实践中，由意外事故导致被告人下落不明的非常罕见，而常见的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受到法律追究，不愿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而故意逃匿或隐匿，以致下落不明。因此，下落不明又分绝对的下落不明和相对的下落不明。由意外事故导致的下落不明，是绝对的下落不明，对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而言，均不知被告人的下落，而被告人故意逃匿和隐匿所导致的下落不明，是相对被害人和案件处理的司法机关而言，不知被告人下落，相对其亲属朋友则不然。笔者在文中所提的被告人下落不明情形，指相对的下落不明。相对下落不明的形成也有客观原因。

（1）流动人口管理的疏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多样的劳动用工合同制，形成全国人口大流动，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易导致涉案人员长期逍遥 法外。如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存在只登记不回告（指回告原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和审查不严的误登、漏登等疏漏，使案发地司法机关难以 掌握涉案人员行踪，促其归案。

（2）被害人告诉不及时。侵害行为发生后，被害人一方面基于“和为贵”的传统思想，不希望和对方对簿公堂，另一方面因急需医疗费等，希望经济方面得到及时补偿，习惯向居委会等民调组织反映，愿意与对方和解，在难以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被迫”着手取证工作，再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往往时过境迁，被告人或变换住所，或外出务工，以致下落不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人民法院送达诉状时找不到被告人。

（3）强制措施不力。《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从法律规定来看，被告人的到庭和归案，有上述强制措施作保证，但实际执行效果欠佳。

①人民法院适用强制措施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被告人在案，对于下落不明的被告人，任何强制措施都无从生效。

② 由人民法院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不能足以防止被告人逃匿或隐匿。如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被告人，人民法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拘传到 庭，也只能控制被告人最多12小时，事后，被告人仍有可能下落不明。对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吧，如采用金保方式，容易导致被告人为逃避缴纳保证金而下落不 明。如采取人保，由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经常不能到位，对保证被告人到案实际意义不大。原因是法律对保证人不负保证责任的行为制裁不力。据《解释》第七十条 规定，保证人只有具有“与该被告人串通，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情节，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或令其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且法 律程序如何走，由人民法院追究，还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法无明文规定。如采取监视居住，因执行监管职能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如何与公安机关衔接，公安机 关如何配合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实行监管，法无明文规定，形成事实上监管与审判脱节。在监管和保证力度均有限的前提下，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能足以防止被告人 逃匿或隐匿。

③逮捕虽能足以防止被告人逃匿或隐匿，但适用条件严格，适用风险较大，对于刑事自诉案件实用性不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根据上述规定，逮捕的对象是犯罪情节较重，处刑较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且应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而刑事自诉案件 的被告人，一般犯罪情节较轻，不属法定“应即逮捕”的对象，且证据能否证明被告人存在犯罪事实，能否判处徒刑，人民法院尚需开庭审理后方能核定，如未经开 庭核实而冒然采取逮捕之强制措施，则要承担错捕而赔偿的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被告人采取逮捕之强制措施是慎之又慎，一般为保证有罪判决的执行方 采用逮捕之强制措施。因而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过程中适用逮捕具有滞后性，也许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之时，被告人可能已经下落不明。司法实践中， 经常出现被告人收到诉状后即逃匿或隐匿的情况。（4）立案查处不及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轻伤等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均可直接受理，在两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规定由最先受理的机关立案查处。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符合立案条件，人民法院能够立案审理。但公民受到不法侵害后，第一反应通常是向公安机关报警，而公安机关接警处理时，认为系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直接立案审理，为节省诉讼成本等原因，没有作必要的侦查取证。也因为依据法律规定应属其管辖而不便直接移送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大多以告知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结案。当被害人转而向人民法院起诉时，被告人因没有受到任何强制措施限制，或逃匿或隐匿以致下落不明。公安机关作为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机关，没有按规定及时立案查处，使被告人乘机逃脱法律追究。

二、对被告人不知去向情形的处理现状

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刑事自诉案件，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1）立案审查阶段。《解释》第188条规定，在立案审查时，有被告人下落不明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2）审理阶段。《解释》第20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以上法律规定，对于绝对情形的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处理而言是适当的，但对于相对情形的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处理而言，存在以下弊端：

1.被告人归案责任不明。被告人下落不明是被告人故意逃匿或隐匿造成，等待被告人觉悟后自行归案，不能说不是一种奢望。由谁查清其下落促其归案，是自诉人，或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法无明文规定，这不能不算是法律上的漏洞，致使司法实践中形成下列现象：

① 人民法院不会承担被告人归案的责任。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情节的处理，从立案到审理，人民法院均有法可依，可以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法律并未赋予人民法院 负责查清被告人下落促其归案的义务，况且查找并促使被告人归案需要投入一定的警力和物力，采取一定的侦查手段，而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并不具有侦查职能， 从客观上讲也无力承担被告人归案的责任。

②公安机关不愿承担被告人归案的责任。《解释》第一条规定，对于轻微刑事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是证据不足的，和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情形的案件。《规定》第四条则强调，轻微刑事案件中，对于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 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处理，均没有列入可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范围。因此，这类由人民法院直接立案审理的案件，公 安机关认为不属自己管辖，接收此类案件于法无据。即使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公安机关也是拒收。从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查找被告人下落的难度上讲，公安机 关也不愿承担被告人归案的责任。

③自诉人难以承担被告人归案的责任。自诉人因自身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求助于人民法院，本身就属 于弱者一方，让自诉人自行承担被告人归案责任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公民个人，自诉人不能非法行使侦查权采取侦查手段，只有提供线索，配合协助司法机关查找 被告人下落，但在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不正式介入的前提下，单靠自诉人个人力量难以承担被告人归案责任。

2.自诉人无过错丧失胜诉权。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刑事自诉案件，首先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在自诉人坚持告诉的情况下，则裁定驳回起诉，从而使自诉人丧失胜诉权，虽然是暂时的，但对于败诉的结果而言，自诉人并不存在举证不力或丧失诉讼时效等过错。被告人下落不明也不是自诉人行为所致。因此，驳回自诉人起诉是立法上的不公。

（3）容易导致此类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结，严重损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由于法律上将“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视为人民法院可以中止审理的情节，而下落不明的标准由案件的承办人具体掌握，恢复审理也是由承办人决定，那么，难免不会出现承办人不认真履行职责核实被告人下落，轻易将案件中止，或出于种种原因，不按规定恢复审理，“合法”地将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结，使被害人的告状如石沉大海，权利的实现遥遥无期。

（4）有放纵被告人逃避法律责任之嫌。对于被告人故意隐匿或逃匿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