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媒体《保守速报》不久前刊登耸动标题，称“中国在日大约8万留学生都是间谍”，为近日颇引人关注的“中国逮捕日本在华间谍”话题浇了一把油。
近期，有日本媒体报道 “除了日前宣布逮捕2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外，又有2名日本人因间谍嫌疑疑被中方逮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答复，“中方有关部门正在依法对相关案件进行调查，有关情况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
有专家分析，日本推行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都呈现出一种倾向——“把中国当作假想敌”。追随这一思路，日本频繁派遣间谍到中国的行径的确是有迹可循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
在军国主义泛滥的上世纪前半叶，大批间谍潜伏中国，为日本侵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即使是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处雪域高原的西藏，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难逃魔爪。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尚河口慧海冒充中原汉人两次入藏搜集情报。这位熟读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潜心攻读《大藏经》的日本和尚，自从遇到了有情报机关背景的“恩师”达斯后，他“到西藏寻找梵文著作”的简单初衷变得不再简单，最终成了一个双料间谍。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对中国进一步扩张以及对俄战略的需要，急需有关西藏方面的情报。于是，成田安辉成为20世纪初由日本政府外务省派往西藏的第一个间谍。日本外务省为他制定了入藏的“西藏探险计划”。在成田安辉写给当时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日本人不光需要在亚洲大陆上自由活动，从事各种经营，现在的地球犹如一个大的围棋盘，各国列强都在这一个棋盘上下棋。西藏这块空地上，应该由我们下，如果放弃将被白棋（指欧美国家）所占领。”
二战期间，刺探和研究西藏方面的情报成了日本外务省“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日本情报特务机关曾多次试图派遣本国特务秘密进入西藏，其中最终潜入西藏的有3人，即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
野元甚藏先是以“蒙古研究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内蒙古的特务机关，后在1938年收到派其潜入西藏的决定。野元甚藏经印度潜入日喀则，并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在日喀则附近潜伏，刺探情报。日本战败后，他结束了自己长达10年的间谍活动。
1943年9月，经过几经挑选，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被选定为执行“西北潜行计划”的特务。他们分别取了“达瓦桑波”和“罗桑桑宝”两个颇有藏族味道的假名。对外谎称是赴西藏朝佛，但其真正的目的地仍是新疆。但是两人后来阴差阳错地进入西藏，在得知日本战败的消息后，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先后离开拉萨，逃往印度，下场落魄。
潜伏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老手阿尾博政曾将自己的间谍行动写成书，立下罪证。而他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2014年11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反间谍法》。有媒体认为，疑已被逮捕的日本人会成为该法实施后首批被重判的“外国间谍”。对此，应该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从事违法的谍报活动，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
“幽灵”徘徊，“病毒”蔓延，不过是心中的“假想敌”在作祟。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有更有意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去做。
应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邀请，杨洁篪国务委员于10月13日至14日在东京与谷内局长举行第二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14日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积累共识，管控分歧”，中日关系需要的是新进展而不是新难题。毕竟，没有人会欢迎具有“危险性、侵略性”的民族，“向天空吐口痰，还是会落在自己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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