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30省份275位艾滋病感染者称接到了诈骗电话，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疑似被大面积泄露。1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报案，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尽快破案。
在数字时代，信息泄露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众多社交平台也成为敏感信息的“泄露重灾区”。诈骗电话层出不穷的同时，也为信息泄露的负面影响再次蒙上阴影，你我可能都无法避免被恶意程序骚扰的焦虑，然而更应反思的是，在如今这个泄密比保密还容易的年代，个体失序为何将群体焦虑放大得越来越明晰？
自2014年以来，网信办、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9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打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用户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为何高科技犯罪还是屡禁不止？在监管滞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确实有可能会被人利用造成一些漏洞，但这个不是监管对诈骗短信放任不管的理由，作为此次诈骗事件的受害者，艾滋病患者似乎显得更加被动和弱势。
另外，在此次信息泄露事件中，艾滋病患者的身份标签似乎更加显眼。因为，在现实情景中，他们就已经被标榜为弱者，即便在很多时候，艾滋病患者得到了良好的安置，但是不得不承认，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观念层差还是根深蒂固，并不是说泄露艾滋病患者的信息有无特例之分，而是引起的负面效应远比普通泄露事件大得多。可以预见，在泄露这些信息过后，艾滋病患者的不安心理会更加严重。
不可否认，即便没有泄露这些信息，很多艾滋病患者对于自身情况也是难以启齿。这来自于社会层面的歧视，当然，歧视也是偏见，人们对有艾滋病患者存在成见，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长期隐存于思想观念里的危险意识。人们不相信这些人“无害”，害怕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即便是反复灌输的“亲近艾滋病患者”的口号，也无法改变这层既有隔膜，很显然，出于自我防卫，甚至也会有人给艾滋病患者们贴上“危险人群”的标签。
与其说此次信息泄露事件是特殊群体的偶然曝光，还不如说是公众私欲心理的极端放大。有舆论要求公示艾滋病患者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然而却从制度上伤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因为，带给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压力，还有“亲属株连”效应，其效应不仅限于患者本身受到歧视，还对其亲属产生株连性影响。
可以说，在对待艾滋病患者方面，公众的观念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仅仅限于既有卫生知识的支撑体系下，若脱离了这种支撑，艾滋病患者的信息泄露，就不仅仅是变相的歧视那么简单，更严重的，是在无形中导致他们的权益被剥夺。
就此而言，一起信息泄露事件，可以上呈到群体思维误区，重视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护，远比政策扶持和公众眼光来得更加客观理性。
（编辑：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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