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下称《条例》)，将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年起在深圳超生一个子女，罚款数额为219030元，未婚生子不算是超生，但要征收社会抚养费。《条例》出发点无疑是为遏制超生现象，但要让人缴得坦然，罚得公平，还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收费之外，有无行政处罚?根据相关规定：对超生者，除了收取社会抚养费外，还应由“单位”进行行政处罚。但深圳的《规定》却没有体现。而且，即便体现这个要求，对“单位”人进行了双重惩罚，但对没“单位”的，又该如何处置?

　　其二，意外而生的孩子，如何收取社会抚养费?这里的“意外”，包括因强奸、未成年人偷尝禁果等因素导致的小生命降生。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因为，收与不收，就是个问题。如果不收，就可能被恶意钻空子;如若收取，对真正的受害者来说，不仅有失公允，对他们本身也是二次伤害。

　　其三，对于低收入人群，怎么收取?既然以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作参照，那就要考虑这个事实。如果仍然按照平均值收取，这不仅对这部分人群不公平，更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大影响。让一个家庭陷入生存困境，不是惩罚的初衷。

　　其四，对个人收入甑别也是个问题。很多人除了有台面上的收入，还有看不见的灰色地带。而这部分往往是其收入主体，但查实难度大。如果不能查清，所谓“对超出部分按照二倍加征”就不可能也无法得到严格执行。国家人口计生委去年在4城市对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所做的调查显示，虽有高额罚款，但他们当中竟有10%超生三胎以上。当罚款不起作用，超生必然会沦为富人的游戏。法律尊严被富人用钱赎购，这显然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戕害。

　　收取社会抚养费之目的，一为惩戒，二为警示。但如今，以执行政策之名，行“创收”之实并不少见。深圳这一《条例》引发热议也在于此。如何消弭网民对《条例》是否会被部门利益绑架的担忧，关键是不让罚款“去向成谜”。这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努力。譬如，将抚养费统一纳入国库。一旦相关部门无利益可图，就没有了“为罚而罚”的滋生土壤。同时，修正绩效考核内容，并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另外，还须完善处罚条款。尤其对无单位超生者，如果仅仅以罚代惩，往往会“刑不上精英”。而“精英”的恶示范，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负能量更大。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资借鉴。比如，建立“黑名单”公示制，与企业和个人诚信度挂钩等，以此代偿无单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