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碟案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这一圈中，圈内人和圈外人都受到了创伤，当事人受了不白之冤，而作恶的警察也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案的关键是公安机关滥用了刑事立案权，刑事立案的强制性和随意性，使得权力失去了制约，而权利处于危机中，我们理应反思：我们该如何防范公民受到不当追诉呢？笔者认为，完善刑事立案制度是关键。
　　
　　刑事立案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是公权对私权领域最强烈的一种干涉方式，直接影响公民的人身、财产，进而也影响公民内心的安全感。刑事追诉乃国之重器，用之当慎，一旦火力打歪，受损的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而且还有国家对于公民权利保护的承诺，悖于国家的宗旨。但是我们从黄碟案的有关报道来看，这样的刑事立案还是很随便的，甚至一个派出所就能实际进行。
　　
　　从黄碟案中可以看到我国公安机关立案制约体制不完善，其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仍然有着重权力行使而轻视权利保护、重公共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的权力本位倾向，公权在私权面前易于变得恣意任性。因此，笔者认为，法治社会必然要求对刑事立案建立一套完整的制约体制：
　　
　　其一，诉讼中，有纠错的体制，公安机关理应将有关立案情况向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报告，如果检察机关发现不该立而立的情况可以及时撤销立案。
　　
　　其二，事后有救济的渠道，任何受到不当追诉的公民都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不能仅限于无重大嫌疑而拘留、错误逮捕等极端的案件中。
　　
　　其实《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而这正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因此，笔者呼吁：对于立案制度理应有救济的途径，而且这种救济也理应是有效的。
　　
　　笔者庆幸地看到延安的公安机关主动纠正了错误，但是我们更想看到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应该多一点制约，以防止错误的追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