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17时20分许，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医师在家遇袭被砍成重伤。5月7日，广东省人民医院通报让人沉痛的消息：陈仲伟主任医师因抢救无效，不幸辞世。
对于广大医护人员来说，在未来的工作中，面对突发暴力事件，究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在未来的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应对突发暴力事件纳入大学的基础课十分必要，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培养这种应急意识，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能快速“反应过来”就能避免一系列的悲剧发生。
“医生在面对病人站立的时候不要站在正对面，应该采取侧面45度的站立角度，并且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这样站立不会给患者以压迫感，同时当患者挥起拳头的时候，你能侧向移动，并用手阻挡。”这是在天坛医院CPI（美国危机预防研究所）暴力干预培训会上，CPI全球资深培训师朱政在为医生介绍如何在医患关系中采取自我保护的站立姿势。
中国医师协会近日颁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指出：60%的医务人员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医疗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上的伤害，这种“负能量”正在蔓延。如何在医疗环境中减少或避免医疗暴力的同时，仍然能在“高压”的状态下，坚持救死扶伤的崇高信念，履行关爱患者的职业精神，是当前每一名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危机干预让美国医院暴力下降80%
有77.02%的精神科医生认为目前的医疗环境很差，并且有73.5%的医生经历过医院暴力事件，这个数据来自2015年公布的《中国神经内科医师执业调查白皮书》。由此可见，作为医生，职责除了治病，“防暴”好像成为了更重要的一部分，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医患关系的悲哀。
CPI全球培训师朱政现场指导学员们怎么摆脱危机。CPI全球培训师朱政现场指导学员们怎么摆脱危机。
在课程中，理论与案例并重，教给在场的医生如何在发现苗头的时候就去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根据资料，危机干预在40年的时间里，使美国医院里的肢体暴力发生情况下降了80%。
在危机酝酿的过程中，医生其实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来化解危机。危机的干预技巧包括很多种，语言、非语言、次语言以及肢体干预都包括其中。当患者或家属表现出焦虑情绪时，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危机模式，表现焦虑的方式有来回走动、抖腿、呼吸频率改变等等，此时的他们有着担心、害怕、着急、生气等各种不同的危机情绪。但是，医生不太能注意到病人及家属这些细微的动作，所以，患者就会由焦虑状态变到防御状态，最后暴露危机行为，造成事故。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诊室和急诊等候厅的设计等硬件设施也十分关键。我国大部分医院，护士站往往设立在与大门相对的方向，并且不具备电视等“消磨时间”的娱乐设施。这样的空间布局不仅会让患者“等烦”了，而且如果一旦发生事件，医护人员无法从门口逃脱。处理危机事件是一个需要院方和医护人员联合解决的问题。
培养化解危机的意识
“这样的事情我碰上过太多了，还曾经跟患者家属去过公安局，医疗纠纷之后家属不理解，因为医院无法让所有的病人都能保住性命，然后就可能引发纠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性泉说。
也许这样的描述在医生看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此次对医生的现场培训过程中，当被问到“有多少人常常处理危机”，超过一半的人都举了手；当继续被问到“有多少人能够自信为自己解决危机”，又有一半多的人放下了手。
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身边亲人或朋友生病住院，尤其针对重病或需要手术的病人，医院会反复与病人和家属商定方案以及方案执行的结果。即使再严谨、负责的商议，都不会百分之百避免冲突出现。赵性泉说：“这不是沟通问题，而是医生能不能理解和达到病人的诉求，有没有先觉意识的问题。”
当医生和患者发生正面冲突时，医生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正确的方法是侧身站立，用手阻挡，迅速后撤。
“患者打医生，很多医生不知道去躲避，这不是一个应该出现的应急处理方式，医生起码要有自我保护意识，而不是用牺牲自己的人身安全来缓解冲突。”赵性泉说，但很多医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有些薄弱。
保护好医生，患者更受益
每一个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期望值是不同的，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也应该满足病人的需求。比如，儿女将一个重病的老人送到医院，此时儿女的心愿并不是奢望将老人的病治好，而是希望尽到自己的责任，让医院提供更好、更贴心的服务，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更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一个医疗决策的作出是与患者的诉求有关的，如果家属的配合度很高，医生就可以接收病人，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医生也不能冒着风险去做。所以，治疗与否和治疗方式最终是由医学、医生经验和家属以及病人的依从度共同决定的。
相比于患者群体来说，医院和医生是少数、固定的，所以面对医患关系，医院应该首先做出改善、努力，医生要先会处理危机、预防危机。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说，如果中国的医患关系得到改善，其实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患者。因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处于自我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保守治疗，不愿意为患者担责任，最后损失的是患者。
5年后医患关系或许就有改观
美国在40年前也同样面临医患关系这个棘手的问题，40年后的今天终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朱政说，在信息科技发达的今天，中国不用35年，或许5年之后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天坛医院神经精神医学科主任王春雪说：“5年是一个很美好的远景。一个项目的推进需要各方面协调努力，比如今天参加一次培训，就有可能将学到的东西用到明天的工作当中。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医患问题就会有很大改观。”
庄一强说，中国的医患矛盾在世界看来也十分严重，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医疗改革就是民生改革，实质是社会改革，这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患者家庭个人支付30%及以下才能避免因病致贫，经济原因是导致医患矛盾的另一关键因素。而这些都是医生甚至医院无能为力的。
在赵性泉看来，在未来的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应对突发暴力事件纳入大学的基础课十分必要，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培养这种应急意识，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能快速“反应过来”就能避免一系列的悲剧发生。
（编辑：红尘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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