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起，被告人王某等三人与14艘运输船的船主或船员(另案处理)相互勾结，提前获取货运船航线、货物信息，合伙盗窃物流运输中的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货物。
在每次运输船交付货物之前，被告人王某等三人待运输船到达与其约定的水域，避开船上的监控，利用购买的散货船从目标货船上盗窃千分之二左右的承运农作物，后运至其他地点加价出售。
被告人李某作为饲料站老板，在明知被告人王某等人的货物是盗窃所得的情况下仍予以收购，帮助销赃。
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后，于2024年4月将五名被告人抓获。截至案发，被告人王某等人盗窃货物共计260余吨，涉案价值达90余万元。
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以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等三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至三年，并处罚金;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一、合伙盗窃的责任划分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共同犯罪中的责任划分以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为核心依据。主犯包括两类：
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需对集团全部罪行负责;
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按其参与或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合伙盗窃中，策划盗窃方案、指挥分工、控制赃物分配或主导犯罪流程的行为人通常被认定为主犯。
例如，提前获取货运信息、制定运输路线并指挥同伙实施盗窃的策划者，因其对犯罪完成起决定性作用，依法承担主要责任。
从犯则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者，包括仅负责望风、搬运赃物或提供运输工具等辅助行为的人员。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司法实践中，从犯的认定需结合其参与程度、分赃比例及主观恶性综合判断。
若行为人虽参与盗窃，但未主导犯罪进程且获利较少，则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胁从犯的认定需满足“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要件。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依其被胁迫程度及实际作用减轻或免除。但若行为人起初被胁迫，后积极参与犯罪甚至主导部分环节，则可能转化为从犯或主犯，需按实际作用量刑。
二、运送销赃行为的法律定性
在合伙盗窃中，运送赃物或帮助销赃的行为可能构成盗窃罪的共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结合行为人主观明知程度与客观行为性质综合判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若行为人事先与盗窃者通谋，承诺在盗窃后帮助运送或销赃，则因其主观上具有共同盗窃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的共犯，而非独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司法实践中，运送销赃行为与盗窃行为的关联性是关键。若行为人仅在盗窃完成后临时参与赃物转移或收购，且未参与盗窃预谋或实施，则可能单独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若行为人全程参与盗窃策划，并在盗窃后负责运输或销售赃物，则其运送销赃行为是盗窃犯罪的延续，应按盗窃罪共犯论处。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数额的认定以被盗财物实际价值为准，运送销赃行为不影响盗窃数额的计算，但可能作为量刑情节影响主从犯的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