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刑官员的减刑比例达70%

　　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因受贿、滥用职权罪被判刑20年，但仅仅服刑两年就被保外就医。没想到，已连续保外就医8年的他，去年又被重新收监。

　　去年，在广东省，和王炬一样被重新收监的厅官有12人，包括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云浮市原市委常委钟德标等。这些官员实际在狱中服刑的年限，最短只有两年，最长约8年。

　　保外就医曾被批评是“贪官越狱隧道”，要求加强监督的呼声不断。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在一轮全国复查之后，能否堵上这一制度背后存在的漏洞。

　　实际在狱中服刑年限 远低于这些官员所获刑期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官员，被重新收监的广东获刑官员，还有广东省经协办经协集团原总经理冯科业、广州市园林局原副局长叶荣达、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等。

　　被重新收监的12名厅官，广东省检察院只公布了其中7人。这7人判刑年代比较久远，最早的在2001年，最近的是在2006年获刑。他们的年龄从62岁到72岁不等，所获刑期最短为15年，还有3人被判无期徒刑，1人被判死缓，但实际在狱中服刑年限从两年到8年不等。

　　现年72岁的王炬，于2004年1月5日交广东省广州监狱服刑，2006年6月27日，经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批准保外就医一年，此后连续获得批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

　　另一名官员钟德标现年62岁，此前因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刑16年，2005年6月16日交广东省四会监狱服刑，2012年9月3日，经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批准保外就医两年。

　　去年，广东省检察院提高了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以下简称“三类犯罪”）保外就医的门槛，并在全省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最终对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收监执行刑罚，其中职务犯罪罪犯126人，包括原厅局级干部12人，县处级干部26人。

　　杜绝“有权人”“有钱人”

　　被判刑后减刑快等现象

　　按照广东省检察院的说法，12名原厅局级干部罪犯，都是因去年1月出台的中央政法委“五号文件”对“三类罪犯”规定更严而收监，并未存在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五号文件”即《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这份文件大大提高了死刑、死缓、无期获得减刑的最低服刑门槛，对“三类犯罪”的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也更加严格。

　　比如，针对保外就医明文规定：“对三类罪犯适用保外就医，必须从严把握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虽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但经诊断在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或者不积极配合刑罚执行机关安排的治疗的，或者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或者自伤自残的，一律不得保外就医。”

　　广东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彭章波举例说，高血压三期已经是高血压最高级别，过去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新规出了之后，“非三类罪犯”依然可以申请，但“三类罪犯”不可以。

　　彭章波说，对“三类犯罪”执行更严格的规定，是为了彻底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

　　为了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真实情况，广东全省检察机关和这些罪犯逐个见面，并组织体检。惠州市、湛江市查出有看守所所长徇私舞弊，为罪犯减刑或获取保外就医。

　　哪些厅官被送回了监狱？

　　“五号文件”下发后，司法部和“两高”密集以重拳出击，一些厅官被送回了监狱。

　　有“三湘第一女巨贪”之称的湖南建工集团原副总经理（副厅级）蒋艳萍，被收监至湖南省女子监狱，蒋艳萍靠美色攀爬，2003年获死缓，9年后保外就医。

　　2014年7月3日，70岁的原湖南工业大学校长张晓琪（正厅级）被送至长沙监狱。他在2011年5月9日被湘潭中院取保候审，一年后终审被判无期徒刑。不过，张晓琪获刑后未交付执行，“一直在社会活动”。

　　在山东，原判死缓的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正厅级）也被收监。胡建学曾以将国道改道、修建“风水桥”闻名，狱中曾五次获减刑。2006年，胡建学因“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陈旧性脑梗塞、糖尿病等症状，随时有发生心肌梗塞及心源性猝死的可能”，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

　　在四川，某市原副市长余某因受贿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于2010年8月入监，2013年10月保外就医，因“不存在短期内死亡危险”，检察院建议收监执行。

　　在甘肃，兰州钢铁集团原总经理李昆木（正厅级）也在此轮复查中被收监，他2003年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获刑20年。

　　除山东、湖南各主动公开一名原正厅级贪官（胡建学、张晓琪）的收监详情外，绝大部分省市都只说数量，不提名字。

　　比如，云南去年9月公布数据，共收监执行“三类罪犯”135人，其中原厅级职务犯罪罪犯6人。江苏在同一个月透露，先后对保外就医的273名“三类罪犯”组织体检，截至8月底，共重新收监53人，包括两名原厅级干部。

　　保外就医经典案例

　　被判刑后直接从法院回家

　　假立功，真减刑，假就医，真假释。近年来，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减刑造假案，江门原常务副市长林崇中在买通看守得以保外就医被曝光后，各种减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饱受质疑。

　　林崇中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他因为受贿罪被判10年刑，却一天牢没坐，在江门一个高档小区过起了神仙日子，住进一栋两层别墅，常常驾驶一辆白色宝马出门，在一些酒店、茶楼现身。他的奥秘是：还在审理期间，他就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法庭宣判当日，他直接从法院回到家里。

　　当时，河源市看守所民警和医院医生，把林崇中的病情鉴定结果，变成“原发性高血压三级、极高危、三期”，达到了那时的保外就医条件。

　　为林崇中做出虚假鉴定的河源市人民医院相关人士对媒体说：“不说百分之百，起码大部分被判刑的高级干部，只要有病都会被保外就医”。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涛也透露，被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中，原官员多于老百姓。

　　“获刑官员之所以容易获取保外就医这一特殊通道，在于官员在位时广织关系网，具有深厚的人脉，更具备利用先前的各种资源造假的条件。”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曾分析，“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紧盯着。如果他们保外就医低调些，被发现的几率极小。”

　　官员获减刑的比例达70%

　　除了保外就医这条通道外，官员服刑后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减刑。

　　2011年，媒体曾披露一组数据：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媒体说，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予死刑立即执行，他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显示，2008-2012年五年间，检察机关开展保外就医、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等专项检查，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2068人。2013年，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6708人，同比上升16.8%。

　　有媒体说，中央政法委的“五号文件”下发之后，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通常被落马官员实现提前出狱，甚至异化为逃避刑罚的主要手段，被堵死了。

　　这份文件规定，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

　　“这将使获刑官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考核变得非常严格。”检察系统一位高级别官员对媒体说，此举一方面为了杜绝造假，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获刑官员，“你该老老实实地在监狱里面待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