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儿媳偷走婆婆43万在KTV挥霍一空”的案件引发关注。
“00后”张艾拉(化名)，在短短40多天里，摇身一变，变成了KTV里出手阔绰的“至尊黑卡会员”。
然而，支撑这场挥霍的并非她的收入，是她从婆婆保险柜里偷出的43万元。
最终，张艾拉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被责令退赔全部款项。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构成需满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存在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加重情节”的核心要件。本案中，儿媳通过更换保险柜锁芯、多次雇人开锁等手段，秘密窃取婆婆保管的现金及金饰，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行为，且盗窃金额达43万元，远超多数地区“数额巨大”(3万元至10万元)的立案标准，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成员间的盗窃并非完全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这一条款体现了法律对家庭关系的特殊考量——既尊重家庭自治，允许通过谅解化解矛盾，又为严重侵害家庭成员财产权的行为保留刑事追责空间。本案中，儿媳的盗窃行为已突破家庭矛盾的合理范畴，43万元的巨额损失及挥霍行为严重损害婆婆的财产权益，司法机关依法追责具有正当性。
在量刑层面，盗窃罪的刑罚幅度与盗窃数额、情节严重程度直接相关。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数额巨大或存在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本案中，儿媳盗窃43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基准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量刑并非机械套用法条，而是需综合全案情节实现个案公正。本案中，司法机关重点考量了以下因素：
认罪态度与退赔意愿：儿媳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法院责令其退赔全部款项，虽赃款已挥霍，但退赔义务的明确体现了对被害人财产权的保护，可在量刑时酌情从宽。
家庭谅解与伦理修复：婆婆在儿子与亲家劝说下出具谅解书，念及年幼孙子选择谅解，这一情节符合司法解释中“获得谅解可酌情从宽”的规定，成为减轻处罚的重要依据。
社会危害性与预防必要性：儿媳将盗窃资金用于KTV高消费、频繁更换居住环境等挥霍行为，反映出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但考虑到其“00后”的年龄特征、全职带娃的生活压力及丈夫不作为的诱因，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亦需兼顾预防犯罪与教育挽救的双重目标。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儿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既体现了对严重盗窃行为的惩戒，又通过缓刑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司法实践看，家庭成员间的盗窃案件呈现“两极化”处理特征：对于盗窃数额较小、情节轻微且获得谅解的，通常不按犯罪处理;对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或拒不悔改的，则依法追责，但在量刑时普遍从宽。例如，某地曾发生儿子盗窃父亲5万元用于赌博的案件，因儿子认罪悔罪、父亲谅解且主动退赔，最终未被刑事立案;而另一起女儿盗窃母亲80万元用于整容的案件，因女儿拒不认罪且未退赔，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种差异化处理模式背后，是法律对家庭伦理与财产权的平衡保护。一方面，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法律鼓励通过内部协商化解矛盾，避免因刑事追责激化家庭冲突;另一方面，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发生在家庭内部，严重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亦需通过法律予以规制。本案中，司法机关通过缓刑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家庭关系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但法律亦愿为真心悔改者提供回归正途的路径。
